【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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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金融资产相关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角度,考察了新金融工具准则（2017）在我国A股金融公司的执行效果。通过手工收集重分类调节信息以及最新版的金融资产报表项目金额,运用价格模型实证检验了重分类发生时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以及重分类发生后执行新准则对金融投资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和未实现损益的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此次适用新准则导致的重分类调整额存在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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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金融资产相关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角度,考察了新金融工具准则（2017）在我国A股金融公司的执行效果。通过手工收集重分类调节信息以及最新版的金融资产报表项目金额,运用价格模型实证检验了重分类发生时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以及重分类发生后执行新准则对金融投资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和未实现损益的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此次适用新准则导致的重分类调整额存在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但资产重分类（计量模式变更）所确认的公允价值信息却没有显示同样结果。对金融类公司来说,截至2019年年末,公允价值在所持资产中的覆盖范围略有扩大,执行新准则显著提升了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以下简称FVTOCI）的金融投资的价值相关性,但交易性金融资产（Trading Securities,以下简称TS）的估值能力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在损益表端,执行新准则显著提升了 TS公允价值变动的股价解释力度,但对划分为FVTOCI的金融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没有显著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描述性统计直观展示了新准则对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影响,在追踪新准则实施效果的同时,为金融企业所持金融投资类资产相关的时点、时段信息是否存在价值相关性增添新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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