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主要研究不同文化交流与重构过程中或隐或现的权力关系如何操控和影响翻译实践,以及同一文化集团内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关系。这一术语由当今世界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斯皮瓦克(1942—)正式提出,随后逐渐引起了国际译学界的重视。在我国,翻译研究者也开始意识到翻译的政治并不是西方话语研究的专利,中国自鲁迅以降就明确提出翻译的政治功效。尽管两者的翻译行为都涉及政治因素,但是,在中西方语境下,由于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鲁迅与斯皮瓦克的翻译政治研究必然会呈现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为此,本文首先分章介绍鲁迅和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然后深入探讨两者在出发点、目标取向、概念范畴、翻译方法(直译与贴服)以及翻译选材上的区别,指出两者都利用翻译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完成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理论根源的不同,鲁迅立足于中国“历史中间物”角色,以直译为翻译策略,为中国本土引进“异域文术新宗”,“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唤国民,并重构中国新文化,实现救国救民的政治目的。斯皮瓦克则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掮客”角色,从语言的三维结构(逻辑、修辞和静默)入手,针对已经隐含在现有的话语秩序和思维结构背后的政治暴力,即不同语种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或同一语种内存在的话语霸权,提出采用完全“贴服”原文的陌生化手法,尊重他者差异,将第三世界文本真正的自我展现在英美精英读者面前。因此本文同时也发现斯皮瓦克的翻译政治研究用于中国当今文本的个案分析时也有其不足之处。随着国际间文化研究日益深化,中西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互补性会更加突出。通过对比,本文力求揭示中西语境下“翻译的政治”命题的理论内涵,为鲁迅的翻译政治研究打开较为广泛的视野。同时,通过中国人熟知的鲁迅与斯皮瓦克的比较研究,中国读者会对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对其学习和研究斯皮瓦克也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