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供给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常年位于全球第一。然而,计划生育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使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在逐渐减弱。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这一趋势一直维持至今。在此情况下,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意愿,对于维持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刺激居民消费、帮助我国顺利度过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个人所得税与居民的劳动报酬率息息相关,是我国税收感知度最强的税种之一。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经过了多次改革,不断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并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税负。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劳动供给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方面的影响。然而,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巨大,供给市场较为饱和的情况下,国外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会促进劳动供给的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受传统家庭角色分工的影响,我国女性的劳动供给水平与男性相比较低,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我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相较于2013年下降了1.8个百分比。由此可见,女性劳动供给市场的潜能比男性更大,充分挖掘女性的劳动供给潜力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压力。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表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劳动供给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具有差异性,女性的劳动供给弹性整体高于男性。基于此,本文将基于性别、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地位对我国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劳动供给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结合研究结论,分析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我国劳动供给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针对两次税收改革尚未完善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劳动供给效应的文献,并基于对文献的总结与评述,提出在家庭层面,家庭内部的照料责任和家庭外部的经济收入责任会从时间和总收入两方面限制女性和男性的劳动供给弹性。但总体而言,照料责任的限制比收入责任小,因而女性的劳动供给对于税收改革比男性更敏感。为了验证以上两种责任的影响是否真实存在,本文以2011年税改前每月工资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为控制组,由于他们在税改前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税改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以税改前工资收入在2,000元/月以上的群体为实验组,并以月工作小时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劳动供给效应进行观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时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税改使劳动时间增加,且该刺激效应随着税额减免幅度的增大而增强;（2）本次税改对于不同性别的群体产生的影响不同,男性受税改的影响小于女性;（3）非在婚群体和已婚/同居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对个税改革的敏感度要高于后者,这是因为前者的家庭照料责任轻,工作时间选择更为自由;（4）在已婚有配偶的群体中,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者会放大税改的收入效应,因而在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的减税政策实施时,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者的劳动供给增加幅度会小于次要收入者。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认为由于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幅度更大,且专项附加扣除中引入了教育等能提高居民劳动供给的扣除项目,其对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会比2011年更大。但子女教育费用等专项扣除项目可由夫妻双方协商选择一方进行扣除,会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家庭次要经济收入地位者劳动供给的刺激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我国未来的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谨慎选择申报模式,避免家庭联合申报使次要经济收入来源者的税负提升。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因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而劳动供给水平较低的女性的工作时间,本文建议在未来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引入与子女照料,特别是学龄前子女照料相关的费用扣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