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第一章论述了《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是分类思想的发展;二是战国中后期开始的学术总结;三是书籍整理的传统。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分类思想源自于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经进行了分类存放。后来又出现依官职守典籍,这是一种被动的图籍分类法,但对后世的图书分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汉志》中所划分的图书类别,绝大多数在刘、班之前已经出现。学术分类是影响图书分类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战国中后期开始的学术总结成为汉代图书分类的重要原则之一。学术上对各家进行求同与求异的探索,在《汉志》中被最终确定下来。汉代以前的图书都为手写本,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同的记录者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再加上战乱频繁,使得图籍散乱。在汉代,由于孔子本人的被尊崇,使得孔子进行的图书整理事业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从司马迁到向、歆父子再到班固,都以图书整理事业作为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论文第二章论述了《汉志》与学术的关系。首先《汉志》集中反映汉代的学术状况:一是儒学独尊背景下的百家融合;二是古文经学在汉末的崛起。其次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表现了《汉志》身兼目录之学与学术之史的双重职责。但同时以“辨考”思想作为传统目录学的唯一职责,则又不完全符合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实际。《汉志》的“辨章学术”,并非客观地考察学术源流,而是辨“经”之术,以“经”为天下学术之源。而章学诚的“辨考”则是要将学术作为目录学的核心,使目录之学成为学术之史。第三章考察了《汉志·诗赋略》的性质。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汉代文体观考察;二是汉代文学自觉的考察。汉代的文体辨析观念还处在比较模糊的阶段,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汉赋的内涵和外延都还不明确,而汉人致用的文体观更表明汉人对应用文体与文学文体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刘、班不可能认识到诗、赋为文学文体而将其独立为类。汉代文学的发展尚处在蒙昧阶段。虽然西汉初期作家在模仿楚辞的过程中有主动追求“丽”的倾向,但经学的发达使得这种追求尚未成为一种自觉便中止。汉赋创作中“丽”的色彩也淡化。汉代的骚、赋批评的落脚点并不在“丽”本身,而是以其政教价值作为其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刘、班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以文学特性为标准将诗、赋单独立类。第四章考察了《汉志》不立史目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现代意义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表现在:《汉志》中史籍虽多,但却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而先秦史官传统更是直接影响了史学的成熟。在经学昌明的汉代,史学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此《汉志》不可能将一门并不存在的学问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