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修正后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电子数据形式越发繁多而丰富的信息时代之下,为电子数据的实务应用增添了一份依据。同时,该规定以新的方式对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进行了界定。为更加全面的研究电子数据界定方式对理论体系和实务应用的影响,通过应用历史研究法、规范研究法,拟总结刑事、民事、行政电子数据界定条款的历史演变规律,分析条款现行的不足之处。从历史演化来看,电子数据界定条款的修改方向,一直致力于跟随着时代的发展,以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从结果导向出发,条款更改的滞后性与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的前沿性之间始终难以协调。故现行电子数据界定条款虽已经不断被完善,但依然无法适应理论与实务的需要。具体而言,现行电子数据界定条款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条款与诉讼体系和证据体系匹配不当、界定思路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条款缺乏在类型划分上的考量,其未充分考量电子数据类型划分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联规则。针对以上已经暴露无疑的问题,结合现有理论和实务经验对优化现行电子数据界定条款提出可行性建议。首要便是解决电子数据界定思路的逻辑性问题,这是保证条款可操作性的基础;其次要结合刑事、民事和行政证据规范体系中的共性与个性,平衡电子数据界定条款在三大体系中同一性与差异性;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设计电子数据界定条款的分类模型。基于域内在此方面无有效的参考经验,而将视角进一步拓宽至域外,分析域外电子数据代表性样态的分类模型。参照域外经验,为解决电子数据分类模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提供经验,即如何确定电子数据分类标准。至此,全面完善电子数据界定条款的基本思路便已成型,其在于立足现行的突出问题,借鉴历史发展和域外发展的经验,对条款提出可行性的优化建议,并且重点和难点均在于重新建立电子数据的类型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