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文化人类学总是将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作为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和重点。云南丽江古城新华社区的纳西人，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旅游发展的推动下“起于商，繁于商”，其社会文化状貌有了巨大变化。因此，在这样一个典型的、时刻变化着的社区，去关注纳西族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选择。 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都对纳西族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几次重大社会制度变革如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巨变和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融合，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在无数次多元文化交流与冲撞中“纳先进文化而并蓄之”并得以壮大。 旅游发展的迅猛势头，让丽江古城社会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外来常住人口和经商户大量增加，原有居民中许多人搬出了古城。尤其是生计方式的拓展和巨大变化，出现了无数新的职业，人们的职业心理需求也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靠出租房屋养生的人。这些，都让家庭内部的成员结构、居住方式等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阶层构成也出现新的变化，使得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发展时期，在社会整合成为必然要求的同时，在当下丽江古城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汇聚越来越明显的地方，文化融合也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丽江古城纳西人原有的家庭格局、居住方式、亲属关系和社会交往中，都渗透着纳西人传统文化模式的思想核心：纳西人之所以将“喜高”作为一个标准纳西人的立身之道，“喜笃”成为纳西人的交往准则，和以“区朝”为主的族性生活方式，都离不开“养人”的生活目的及对人的理想生活状态“早”的追求。为了更好地实现“养人”的生活目的，选择了以庭院为主的居住格局和以扩大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同时，人们之间还通过以族群生活为主的祭祀、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不断强化亲属关系，其目的在于人们能在长期的相处当中，反复检验对方的人品，从而将经得起长期检验的“喜高”纳入“自己人”这样一个概念范畴中，有效地吸收并纳入自己的主要交往社会关系中。即使在“自己人”的交往中，互惠和公平仍是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同时伴随着人际互动中营造出的互敬、和睦的氛围和休闲的娱乐方式。这样一种文化模式最能满足纳西人对“早”的生活理想追求。 纳西人的日常社会交往主要表现在族内、族外社会交往：在族内交往过程中，人们通过节日祭拜及节日宴请来加固原有亲属关系；又通过婚礼和葬礼适时地展开对亲属关系的再认和调整；而在族外社会交往中，人们在新的社会转型时代通过类似“化”这样的社交组织来加强与变动中的外来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对类似“靠把”这样的原有交往模式进行扬弃。 人们通过日常的社会交往形成一定的交往模式，而这种交往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相互之间“笃”的信任，并在社会交往中更好地去获得劳务上的互惠、地位声望的获得或者是政治经济的利益。其中，尤为重要和突出的是，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伴随着人们对“早”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也是纳西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纳西民族最有特点的传统文化精髓。 对于纳西传统文化而言，民族传统文化由于其在旅游市场中的价值而倍受青睐，它们不再被单向度地视为“落后”、“蒙昧”的东西，而是被发展为宏扬传统文化、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 东巴文化是一份世界文化精品，认识东巴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东巴文化传承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尽管目前的东巴文化研究偶尔会脱离现实日常生活及普通老百姓的精神信仰范畴之上，成为一种市场化行为；但反过来说，在旅游市场上，有意识地演示给游人，成为旅游者的参观项目，却能带来较好的演示效果和广泛影响，同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商业化价值。 由此可见，即使在生活文化中近乎散失殆尽的东巴文化在旅游业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不但获得了重视和重生，并且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就目前而言似乎更多地体现为它的商品价值和经济属性，但是在更长远的未来，由其商品属性所激发的对传统东巴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必将在更广大的文化意义上成就纳西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当然，在全球化与地方性发展需要和谐发展的时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论断仍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纳西语言、服饰等的边缘化倾向，深刻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必须加强保护，使之存续和传承；但传统文化又需要具备自我发展、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要通过保护来实现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通过发展促进优秀民族文化的保护。只有加强保护和发展创新才能使得纳西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得以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