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刻影响的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其间，有洋务新秀之称，并握有地方实权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变法的成败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基本有两种，一种认为张之洞代表洋务派，与顽固派一起，破坏变法维新；另一种认为张之洞对变法大力支持，属于维新阵营。揆诸史实，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是以洋务派的代表及发言人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想观点既有与维新变法相统一的一面，也有与之分歧对立的一面。这决定了他与维新派始终处于一种既密切，又疏离；既合作，又斗争的状态。一、维新浪潮中的张之洞维新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败有直接的联系。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从普通士子伏阙上书、吁请拒和、练兵、变法到各级官员言学、言兵、言财，改革意识迅速弥漫。在维新变法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与维新派共同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张之洞依靠列强“胁和”与“废约”的思想彻底破产，这让他逐渐认清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开始产生了强烈的强国愿望，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求强求富的活动中，其成绩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是十分突出的。这不仅博得了维新派的喝彩，也使维新派对张之洞寄予厚望，张之洞试图操纵这种人心思变的大势，因此，他对维新派并不敌视，而是采取支持的姿态，力图将维新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就出现了初期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二、变法初期的张之洞1895年9月北京强学会成立，但在北京强学会中，张之洞并未能春风得意，他转而资助上海强学会，并支持创办《时务报》，由于《时务报》早期多是对反对宣传变法言论的抨击，没有触及张之洞，民权改制思想亦不明显，因此，张之洞称其为中国“第一有益之报”。当《时务报》的言论触及张之洞的痛处后，双方之间的冲突爆发了，最终，以梁启超被排挤出《时务报》结束了两派的合作。三、张之洞与湖南新政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维新派与新洋务派合作的结果，但是，他的失败也与新洋务派有主要关系。对于以“兴利”为目的的湖南前期新政，张之洞予以大力支持，张之洞对湖南新政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得越洋务雷池一步。湖南新政是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异常激烈较量，也是以合作始，以分裂而告终。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向来操纵新政。在斗争中，洋务派不惜与顽固派结成同盟。但洋务派并不完全等同于顽固派。洋务派还是要进行一点改革，尽管这种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四、百日维新中的张之洞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已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在此形势下，高层士大夫开始加快了变法的步伐，戊戌变法渐入高潮，中国爆发了自上而下的百日维新。包括张之洞在内，对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并不是持全然反对的态度，有些新政，如练兵、办学堂、废八股、筑路开矿、提倡奖励兴办实业、发明等等，也是洋务派所要求的改革举措，这类新政的施行实际上是洋务派与维新派通力合作的结果。虽然张之洞和洋务派在某些新政上仍有呼应，但基本上两派的主动合作关系早已结束。但是，张之洞并不是完全站在顽固派一边来攻击维新派，而是极力要把变法运动操纵在自己手中。使其符合洋务派的意向，不超出中体西用的范围。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的合作关系依然存在，新政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方面的改革，反映的是双方共同的追求，但这种合作的性质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往的主动合作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中的斗争，斗争中的合作。五 变法失败后的张之洞政变后，张之洞主动上书请求重惩维新派，并身体力行采用高压政策，镇压维新运动，尽管如此张之洞仍为新政的失败和被废而惋惜，并且作了一些努力，意在使新政能薪火相传，但为求“自保”，又不得不违心附和后党，以表衷心，其内心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六、结论甲午战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洋务思潮有了新的高涨和新的发展。士大夫集团中，接受洋务思想的人迅速增加，以张之洞领军的新洋务派力量迅速扩大，在社会力量整合过程中，洋务派与维新派一起构成了改革派。戊戌变法中，张之洞以洋务派的代表和发言人的身份，积极支持并参与维新派的活动，双方的合作是主流。但由于张之洞所代表的洋务派与维新派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对于改革的方式和政治诉求亦有较大的差别，重而注定二者间有必然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