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问题上,司法实务界经历了从依行为定罪到依行为加目的定罪的转变,与之相对,理论界则经历了从以“行为犯说”为依托到以“目的犯说”为依托再到以“抽象危险犯说”为依托的过渡。以“行为犯说”作为客观认定基础的观点主要受到税收管理法中“三流一致”判断标准的影响,采最简明的判断方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即意味着违反了国家发票管理秩序,就可以肯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成立。从实践角度来看,这种思考路径确实大大减轻了税务稽查部门的证明负担,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营主体的自由,不利于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针对以“行为犯说”作为客观认定基础的论证思路所存在的问题,坚持以“目的犯说”作为客观认定基础的学者对其展开了批判,并提出应在虚开行为的基础上加入对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目的的判断,以实现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成立范围的有效限缩。应当说明的是,以“目的犯说”为依托的论证思路与以“行为犯说”为依托相比有了长远进步,即刺破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法益的面纱,是国家税收利益而非国家发票管理秩序。但是其也并未真正触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实质性问题,即如何弥补虚开行为与作为该罪法益的国家税收利益之间的逻辑断层。坚持以“抽象危险犯说”作为客观认定基础的学者针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该观点也为本文所认同。即对于抽象危险的判断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必须要从实质层面来考察虚开行为与法益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关联性。基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虚开行为与法益之间存在逻辑断层的事实,本文着眼于在解释“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时,分别引入抽象危险性犯与广义预备犯中法益关联性的确证规则,以及双层法益结构的分析框架,针对不同类型的虚开行为,即以虚开行为人自己为受票方的情况（包括为自己虚开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以虚开行为人为非受票方的情况（包括为他人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围绕保护作为实质法益的国家税收利益这一终极目标,并在其与作为形式法益的国家发票管理秩序所形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中,有效实现虚开行为危险性的聚焦收束,防止对刑罚权的过度限制,也避免对刑罚权的过度放纵,最终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界定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税务稽查部门证明负担与市场经营主体自由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