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随着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科技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新型犯罪,该罪相较于传统的诈骗罪危害性更强,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效果。因此,有关司法部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新颖性,且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的理解与诠释的不同,导致针对其罪名的认定出现了认定难、定罪难、处罚难的现状,尤其是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特殊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产生了疑难与争议,并且对成立该罪与他罪的认定区分不明确,但目前的帮助犯理论却并不能将其完整准确地认定。本文结合现有的帮助犯理论及相关规定,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两种特殊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还是其他罪名为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帮助犯理论,增强帮助犯的理论内涵,并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特殊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提出合理的建议,有利于更全面准确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首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其中阐明了电信网络诈骗的概念,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电信网络等技术手段进行远程无接触式的诈骗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给电信网络诈骗设立单独罪名,因此该类犯罪依然受到诈骗罪相关条款的规定。此外,该部分内容中也总结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即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运用高科技手段、隐蔽性强以及团伙作案且组织严密。同时,本文也对涉及该罪名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介绍,即立法沿革部分。之后本文又以电信网络诈骗中两种特殊帮助行为——帮助取款行为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为基础,从目前司法认定现状的角度对其可能构成的三种不同罪名的犯罪构成特征进行分析。其次,本文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的定罪问题进行研究,并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客观方面中,首先要确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既遂的标准,在对比不同学说观点后,本文更认同“失控说”的观点,即犯罪既遂的标准为受害人失去对其财产的控制。此外,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该帮助取款行为与诈骗结果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在主观方面,本文认为相关规定与解释是将“明知”上升为了事前通谋,同时“明知”的内容与程度应当为知晓犯罪的具体罪名。最后,帮助取款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帮助犯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需要结合案件中既遂时间点以及“明知”的内容程度进行具体判断的。最后,本文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定罪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在对目前学界不同学说进行对比之后,本文主张其可罚性应当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在客观方面,要求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对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及结果起到实质的促进作用。在主观方面,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实施人必须明知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且无论是持有希望发生还是放任发生的心理,都具有可罚性。此外,本文认为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构成诈骗罪帮助犯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共同故意。本文的写作采用了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学界争议内容的不同学者观点进行对比分析,阐明不同观点的优势以及所存在的缺陷,并提出本文所支持的观点,以此形成对所研究内容的全面认识。同时利用互联网、知网和北大法宝等资源库进行相关文献搜索,吸收前者的优秀观点,奠定本文的理论基础。此外,利用实证分析法对司法实务中的争议与困境进行探索,并提合理的认定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该类新型犯罪,结合帮助犯的相关理论内涵,目的为解决司法实务中认定争议与疑难问题,且学界缺乏对该罪名关联犯罪的区分研究。本文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罪中常出现的两种特殊帮助行为的区分认定进行分析,提供了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