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修订《证券法》实施,证券违法成本显著提高。尤其是自2021年11月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宣判以来,独立董事履职所承担的风险大幅上升,引发了一波独董“离职潮”。一方面是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对于独董是否发挥了监督作用的质疑;另一方面是独董职业风险大幅上升而导致的“离职潮”,这一系列现象引发了各界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重新审视。如何充分发挥独董的监督作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是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所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作为保障独董正常履职的重要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之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自2002年引入我国以来发展缓慢,其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董责险对于独董监督效应的重要体现——独董异议行为的影响。首先,根据董责险的“监督激励假说”与“道德风险假说”,本文对于董责险对独董异议行为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然后,本文以2005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接着,本文对回归结果实施稳健性检验。然后,本文研究内部控制和市场化进程,在董责险对独董异议行为影响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接下来,本文进一步研究董责险对独董异议行为次数的影响,董责险保额对独董异议行为的影响以及董责险通过独董异议行为对企业价值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后,本文得出研究结论并相应地提出几点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1）企业购买董责险及董责险引入年限对独董监督效应的重要体现——独董异议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董责险作为重要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之一,在对独董异议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监督激励效应”,而非“道德风险效应”。（2）内部控制和市场化进程,均在董责险对独董异议行为的正向影响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市场化进程水平越高,董责险对于独董异议行为的正向影响越显著。（3）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独董异议行为次数同样产生了正向影响。董责险保额越大,对独董异议行为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企业购买董责险通过增加独董异议行为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方面,直接研究董责险对被保障的董事及高管人员具体行为影响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以董责险这一特殊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出发,研究其对独董的异议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在借鉴以往绝大多数文献仅以是否购买董责险来构建虚拟解释变量的基础上,还研究了董责险引入年限长短及保额大小对独董异议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完善董责险的经济后果及独董异议行为的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及促进董责险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独董发挥监督作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