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人类文明得以存续、发展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在能源领域也无法孤立地发展,促进能源合作、保障能源安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能源宪章条约》（Energy Charter Treaty,以下简称ECT）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由欧洲国家发起并开放签署,是目前能源领域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国际条约,对保障能源安全、维护投资者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的作用。ECT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合作成为可能,是能源领域全球化的重要体现。ECT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该条约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基础,ECT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服务于本条约缔约成员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之间开展能源合作、解决能源投资争端提供了范本。保障能源安全的宗旨、能源投资的复杂性以及投资过程中容易对环境产生影响是ECT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现实基础。ECT从各国签订的BITs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现在已被《美墨加三国协议》取代）吸取经验,构建了属于自身的特色投资争端解决机制。ECT规定的强制仲裁权、排他适用国际法以及投资者可以随时提起仲裁是ECT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典型特征,体现了保护投资者的条约宗旨。ECT以资产为基础定义合格的投资,与ICSID从逐案分析走向采用Salini标准相比涵盖的合格投资范围更为广泛,SCC所采取的投资定义与ECT的规定具有相似性。ECT所定义的投资者更是为方便外国投资者提起仲裁保驾护航。ECT自90年代生效,其条约投资规则一直没有进行修订。经过30年的适用,弊端逐渐显现,缔约方对部分投资条款产生质疑。Plama诉保加利亚案使得各国对利益拒绝条款产生了质疑,久而未决的Yukos诉俄罗斯案令临时适用条款陷入争议,Petrobart诉吉尔吉斯斯坦案体现了“无条件”同意提交仲裁规则存在的不足。此外,各缔约方还对投资待遇标准、征收条款提出了质疑,ECT投资规则尚待完善。可采用明确利益拒绝条款适用范围、为利益拒绝条款设置前置程序以完善利益拒绝条款;临时适用条款的分割适用、谨慎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可为完善临时适用条款提供启示;AES Summit诉匈牙利案、加拿大和美国的观点为完善投资待遇标准提供了参照;间接征收条款的完善可以参考BITs及《美墨加三国协议》。与此同时,ECT可以从正在进行改革的ISDS机制得到启发,从而完善自身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