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量”的发展和“质”的提升，这与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休戚相关的，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当前财政分权制度的推动下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干预生产要素流向造成个别产业的重复建设，最终引发产能过剩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资源环境恶化的问题也制约着我国经济健康的发展，因而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也将目光聚焦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议题。为了优化产能利用率，积极推进资源要素市场改革，本文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产能利用率三者纳入到同一框架进行全面考察，进而深入探究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
　　本文首先采用DEAP2.1软件对中国各省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各区域的产能过剩情况与经济周期波动大致吻合；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东部区域的产能利用率显著高于西部。
　　其次，本文采用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通过建立地理邻接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距离三种不同权重的矩阵分别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和财政分权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证实：(1)不考虑财政分权背景，环境规制对于提高本区域工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作用；(2)若考察财政分权制度背景，由于存在财政纵向失衡以及政府官员晋升激励的双重影响，大量资源要素重复投入并且环境治理政策“缺位”，各地区的产能利用率未得到有效提升；(3)目前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会导致环境保护政策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加剧工业产能过剩状况；(4)从各区域来看，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的环境规制都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工业产能过剩情况，东部区域的财政分权和官员政治地位晋升激励对环境规制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然而，西部区域的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却对环境规制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5)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各区域政府官员由于存在GDP指标的考核压力和政治晋升的零和博弈，当某省采用不当手段对经济资源进行抢夺时，其干预行为必定受到周边省份政府的关注并竞相模仿，因此在对本区域的产能利用率产生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加剧了周边各省的工业产能过剩程度。
　　最后，本文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为化解产能过剩、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鉴于篇幅限制和数据的可取性，本文的研究仅停留在省级层面上，没有进一步针对地级市产能过剩情况进行更详尽的探讨，但一定程度上还是丰富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区域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