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以来，财政收入的集权和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下沉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摸索出一条以经营城市为主的发展道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以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促进GDP增长的重要途径。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普遍呈现出一种重基建、轻民生的支出偏向。显然，在有限的预算收入下，地方政府难以负担得起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支出。由于预算软约束和官员任期的权责分离，举债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大量新建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成为完成4万亿刺激计划的重要支柱，在以发行城投债为支持的地方债务运作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然而，无序的举债建设也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较大的债务风险，如果不加以治理，那么债务的累积极易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因此，2014年以来，防范债务风险一直作为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来进行部署和推进，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作为地方政府举债的直接诱因，理论上的分析表明财政支出偏向对以地方债务的扩张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不仅如此，基于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理论，本文还分析了财政支出偏向对城投债发行的作用可能受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的影响。理论上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有可能通过举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带来稳定的税收收入，从而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而晋升压力较大的地区同样会通过大规模的城投债发行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能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使得主政官员更容易获得提拔。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分析，考虑到现有文献鲜有从财政支出偏向这个视角来研究城投债扩张的原因，而对于以城投债为主的地方债务风险的治理首要的就是要找出其成因，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政策。因此，本文创新性地从财政支出偏向这个视角来进行分析，这对于当下债务风险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有的研究尽管在城投债的成因和影响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在实证研究上仍然存在以下两点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从实证数据搜集来看，由于地方债务数据披露的原因，大多数文献通过从Wind金融终端中整理城投债数据来作为地方债务的代理变量，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该数据库存在融资平台名单和城投债发行统计不完整、不同时间段导出数据不可比等测量误差缺陷，这使得实证分析的结果受到内生性的极大影响。第二，已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省级层面的数据，样本容量较小并且难以对省内城市间的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
　　为了克服以上缺陷，本文首先综合Wind金融终端、银保监会、中国债券网等多个平台的信息，手工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级市城投债数据库。其次，利用中国277个地级市层面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对地方财政支出偏向影响城投债发行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城投债的发行概率还是发行规模而言，财政支出偏向都对城投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通过更换变量衡量方式以及剔除副省级城市样本、更换计量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正向的影响在晋升压力越大的地区更加强，由于财政压力与支出偏向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相对于财政压力而言，通过举债来为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主要是受到晋升压力的影响，因而财政压力假说并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了完善央地和省以下财政关系、健全城投债管理体制以及优化政绩考核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打好三大攻坚战、强化地方债务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当然，尽管本文尽可能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合适的工具变量难以寻找，遗漏变量等内生性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本文结论需要更为谨慎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