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川南地区出现了各式各样,名称各异的会馆建筑,特别是在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更是会馆林立。会馆的修建与经济的发展、移民的迁入有莫大的关系。宜宾独特的区位优势使本地很早就成为了川、滇、黔结合部的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大量商人涌入这一地区进行商品贸易,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地区的近代化,同时直接促进了会馆在本地的兴起。此外“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会馆的建立,使得会馆兼具了同乡性与行业性。会馆在这种文化接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会馆作为一种特定地域文化的标识物,并没有造成狭隘的籍属观念和严重的族属冲突。移民和商人以会馆作为交流和交往的手段,通过会馆会首、客长的作用及馆约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对本土资源的分配、文化的整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会馆作为一种介于官、民、商之间的组织,在内部会首的组织任免中整合了社区的统治力量,使商人集体拥有了一定的地方话语权,并促使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并占据一定的土地,从而完成了伴随移民群体的到来而进行的利益再分割过程。会馆作为一种文化的实体和社会组织,对于乡土历史的记忆以及对于社区族群的整合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