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负面清单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所采用。作为新一代高标准、高质量贸易投资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负面清单模式已成为各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门槛",从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和贸易利益分配格局。面对上述压力,中国在积极推进中美BIT谈判的同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试行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但由于实施范围有限,且与国际规则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实施经验并不足以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参考。因此,全面考察其他国家贸易和投资协议中的负面清单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散落在协议中的负面清单文本信息很难形成便于统计处理和计量分析的数据体系,严重制约了相关研究。为了借鉴各国经验并突破上述"数据瓶颈",文章考察了美国已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全面整理和汇总了中国、美国、美国FTA签约对方国家共18个国家的负面清单。基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4.0)二分位行业代码,以统一的标准明确了各国负面清单的行业限制范围。根据不符措施的具体描述,文章对每一项不符措施的限制强度进了量化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每个行业的累积限制强度。以上述定量数据为依据,文章全面分析美国及其FTA签约对方负面清单的行业限制范围和限制强度的分布规律,比较了其与中国2015版负面清单的差异,并对中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完善和中美BIT谈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研究发现,各国负面清单限制性行业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但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很少涉及第二产业,且限制的四大主要行业为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渔业、法律和会计。与美国FTA及其签约对方的负面清单相比,中国负面清单覆盖行业多于美国、限制强度远高于美国;但与此同时,中国与其签约对方的平均行业限制范围大致相当,但限制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应在负面清单的精简、法律体系的完善化、谈判方式的丰富化等方面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