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环境逐渐恶化,污染问题愈发严峻,开始进行积极治理。但因重工业行业的发展,污染问题并未解决。1972年,在瑞典举行了第一次环境国际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保护和治理环境,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共同治理环境的时代。二十年后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新准则。2015年在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大会,为解决生存环境恶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我国对环境治理问题的关注与国际同步。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陆续指出我国经济在向高质量增长过渡的必要条件是需满足五大基本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2016年至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其在面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时进行的绿色投资决策。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绿色投资,即企业投资中能够达到节能减排效果的投入。将绿色投资分为末端治理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呈倒“U”型结构,对末端治理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但对末端治理投入具有抑制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末端治理投入具有抑制作用。同时按产权性质对样本公司分组后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结构,对末端治理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升高,抑制国有企业进行末端治理投入,非国有企业样本不显著。公众参与型分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升高,抑制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进行末端治理投入。本文以微观企业视角,考虑环境规制形式及绿色投资的异质性,试图揭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对完善我国环境规制制度建设,提高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