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到我国“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关注点,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成为我国在发展经济时重要的关注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始终保持粗放式增长方式,导致了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匮乏等一系列的生态文明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大力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倡导通过创新发展以及科技进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通过绿色创新来推动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以及绿色增长。我国政府采取环境规制的办法,以期在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基础上,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推进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从而有效转变当前较粗放的工业增长模式,走绿色创新道路与绿色发展道路。而当前,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关系不明朗,环境规制或促进或抑制绿色创新发展,两者关系尚不明确。所以,若想发展我国绿色经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必须在准确把握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找准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因此,本文从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出发,探讨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问题,对于把握两者关系,通过准确有效利用好环境规制,从而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实现我国经济绿色增长,实现创新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归纳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及发展现状,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各省份十年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科学测度,分析各省份及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变化及差异。并且,分别建立静态面板模型以及动态面板的差分GM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以期从环境规制角度,有效地提升我国各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更好地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经研究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各省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总体水平良好,但各省市以及三大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差距,且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平稳上升”的总体趋势。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两者之间均呈现一种“U”型非线性关系,即存在一个“临界点”,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