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文化建设应肩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这一任务要求，围绕文化重建民族自信心，打破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自大——自卑”二元心理冲突结构这一中心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尝试性研究： 一、从文化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民族自信心的内涵与外延，揭示了民族自信心与文化的功能性关系。提出民族自信心来源于一种民族文化的建构，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信仰，它构成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核心部位和内驱力量。 二、从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层面阐发和揭示了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的背景与意义，认为古代民族自信心具有的封闭性、自在性和自大性等历史局限，预示着对它进行时代重建的必要。而近代在国势跌落中民族自信心的遭受重创及其给民族造成的心理失衡、文化失落和现代化失措，则表明跨越百年自卑，是今天中华民族蹶而复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下全球化中隐含的文化霸权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信仰危机，又表明重建并确立健康而又牢固的民族自信，应成为当代中华民族迎接时代挑战的一项紧迫课题。 三、对以往文化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简要历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分析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提出的重建方案的困厄与缺陷，同时在肯定我党领导的文化运动在重建民族自信心方面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也检讨了存在的不足和失误。认为民族自信心的文化重建既不能在复兴传统文化中实现，更不能通过移植西方文化来获取，而自我提升的文化运作也不利于民族自信心的理性重建。 四、于“破”和“立”两个方面提出了当前文化重建民族自信心的路径和方略。“破”，一是破除“华夏中心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两大民族自我的认识误区。为此，提出需要消解情绪化的冲动，改造认知思维方式，确立民族自我认识的文化自觉；二是拆解“西方中心主义”权威神话。在此，主张应当强化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和对话，切实融入全球化体系，并肯定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拆解价值。“立”，就是根据新的时代条件，构建一个能为民族普遍认同和信仰的新的文化体系，以重塑中华民族的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在此提出并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文化才能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这一命题，并阐发了邓小平理论在当代民族自信心文化重建中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