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融合的趋势日渐突出,判例在普通法系外国家司法领域中愈来愈受到重视,几个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引入判例制度,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即是在法系融合的背景下确立的。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 9批指导性案例,其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却也暴露出一些必须正视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指导性案例拘束力定位”。理论界对此颇多争议,实务界也面临着司法适用上的困惑而踟躇难行。专家学者一直在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为本论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氛围。本文拟以域外法系判例效力现况为研究起点,立足于我国的法治国情,在归纳和借鉴前人关于本论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观点——指导性案例拘束力具有行政性拘束力与准法律拘束力双重性质,以期为该论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讨论角度。本文共有四个部分:开篇引入两大法系判例的效力概况并进行了梳理归纳,分别从普通法系判例效力和大陆法系判例效力两个方面展开综述。普通法系判例制度与判例效力并非同时确立,严格遵循先例原则和判例效力在各国的强度也各有不同;大陆法系引入判例制度时通常会做适应性改良,各国对判例效力的确认亦存在明显差异。该部分旨在从判例制度的生成、发展及瓶颈揭示出其制度魅力和效力困境。第二部分通过指导性案例与判例概念、效力与拘束力内涵展开分析我国指导性案例与域外法系判例的异同,将比较法视域过渡至国内视域,为后文引入论题奠定讨论基础。指导性案例既是西方判例的本土化,又是我国典型案例的升级发展,其拘束力也呈现出双重性,因此不妨拓宽该论题的研究思路。本文第三部分拟从指导性与拘束力的关系、指导性案例拘束力争议、指导性案例拘束力载体三个方面展开详述,释明笔者关于指导性案例拘束力性质的观点。最后,结合制度设计的缺陷及运行初期出现的操作难点,提出笔者的制度补足措施和建议以期为该论题的完善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设想。案例指导制度承担着弥补法律不足的重任,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定位则深刻地影响着司法领域内审判工作方式的变革。制度初建,存在一些疏漏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应对疏漏处做出及时地反应、妥当地补救,以保障制度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