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私合流”,是乐籍制度体系内的官伎和民间自由音乐从业者私伎在音乐活动空间中出现的交流与融合的现象。乐人是音乐传播的主要承载者,是音乐文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影响着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自北魏乐籍制度诞生之日起,中国古代的乐人就失去人身自由,在国家制度的支配下系统地学习、传播音乐,促使中央至地方,国家与社会的音乐文化保持高度一致。时至宋代,在特殊的国家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民间私伎异军突起,与官伎共同承担大型节庆场合的音乐表演工作。官伎、私伎的共谋共事现象的背后反映了时代的变革和乐人管理方式的变化,最终影响着宋代音乐文化的世俗化进程。本文将“宋代乐人”作为研究对象,以“乐籍制度”为依据,将宋代乐人的身份分为官伎、私伎两大类别,关注国家制度体系对乐人音声技艺活动的约束作用,以及制度体系内外官私乐人的交流互动现象,分为四章论述:第一章,从官私乐人的身份界定入手,运用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从乐人的身份属性出发,结合宋代的乐人管理制度以及社会背景展开详细分析,力求清晰展示官伎与私伎在身份、来源、培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官伎和私伎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传承系统,其培养过程和管理体系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官伎、私伎的音乐表演内容和音乐活动的空间,认为官私乐人在音乐演出风格方面的差异,是乐人“官私合流”之后雅俗音乐文化碰撞融合的前提条件。第二章,以官私乐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为论述前提,将宋代音乐文化空间分为宫廷、宅邸、民间市井三大类别,以文献史料为依据,分析各音乐文化空间中乐人的“官私合流”现象。经过文献资料的梳理,本文认为宋代乐人的“官私合流”现象共有三种形式:其一,乐籍体系内,营伎与宫伎在音乐活动空间上的“官官合流”;其二,官伎落入民间之后,与民间私伎在身份性质上的“官私合流”;其三,官伎与私伎在同一音乐演出空间中共谋、共事的“官私合流”。第三章着重分析宋代乐人官私合流的原因,认为:其一,宋代社会音乐审美观念的转变以及民间音乐活动场所的丰富,是民间场合中乐人官私合流的前提条件;宴饮佐酒的社会风气以及统治阶层对歌舞享乐的号召,是官员宅邸乐人官私合流的关键原因。其二,音乐商品化的利益诱导是官伎流入民间市井的核心驱动力量。其三,宋代政府乐人管理能力的式微是民间私伎入宫祗应的关键原因。第四章,主要论述宋代乐人官私合流的意义,认为乐人的官私合流促进了宫廷、文人与民间不同层级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宋代音乐文化的世俗化,丰富了宋代社会的音乐产品类型,对宋代主流音乐形态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推动了宋代乐人管理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