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惠金融领域,我国并没有像传统行业一样落后于西方国家,相反还在普惠金融的一些细分领域领先西方国家,例如第三方支付、线上借贷平台及其相关的底层技术等。在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消费金融的发展,这两者不论是在创造新的消费场景还是提升消费结算效率方面,都对消费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基于以上的背景,本文针对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本文研究过程中,首先针对互联网金融理论和消费理论进行分析,为本文的后续演技奠定了理论基础,然后针对当前普惠金融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描述,详细的分析了居民消费支出状况。在实证分析阶段,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了优化,借鉴了Sarma（2011）利用联合国开发技术署的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法对普惠金融指数（INDEX）进行计算,在北大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加入了传统消费金融公司数量这一指标,让指数更能描绘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指数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选取了支付、理财、信贷和风险管理四个指标,由于普惠金融具备数字化属性,因此指数中还加入了数字化程度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了计算,通过普惠金融指数结果上来看,全国普惠金融指数整体波动上升。从截面数据来看,全国各省市的普惠金融发展较为不均衡,2018年上海的普惠金融指数最高,宁夏最低,两者相差接近2倍;中、东、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有明显差距,从东到西发展程度依次递减。从时间序列来看,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是连续增大的;指数增幅方面,由东到西增幅逐渐提升,这是因为越往西部基数较小。在模型构建方面,本文对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信贷约束在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中的约束性作用。进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在实证验验证阶段,本文以CHFS数据为基础,使用优化后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各地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对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改善,这是因为收入越高,消费选择的面越广,更容易消费升级,而文化程度越高,更容易获得高工资的工作,而且更懂得使用金融产品来为自己服务。回归结果中,居民越厌恶风险,则对消费升级越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是因为由于厌恶风险,对新型金融产品的接受度也越低,金融抑制更明显。从城乡分组回归的结果来看,普通面板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均显示,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作用更显著。这是因为农村居民收入较低,传统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较低,普惠金融为他们更多的资金来源,平滑了家庭收入生命周期。从东、中、西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家庭的消费结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这是因为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普惠金融的出现打破了地理上的限制。从收入水平分组回归来看,普惠金融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背后的原因跟对农村家庭的解释类似。针对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可以适当的使用普惠金融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不能使之盲目扩张。由于缺乏监管野蛮生长,对消费者和社会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国内的普惠金融应该在监管下有秩序的扩张,这不是在抑制金融创新,而是为了让创新型金融产品能够持续的健康发展。最后本文以京东白条为例进行案例分析,案例分析表明京东白条的使用确实促进了用户的消费升级,作用途径大致可分为缓解流动性约束、提供支付便利和完善征信数据。在最后的建议中,本文认为应该支持普惠金融持牌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强监管,减少大学生过度负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