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成长小说的繁荣是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时期不仅那些已经有相当影响力的女作家涉及到这一题材领域，更有一批后起的更为年轻的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大规模地表现女性的成长。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转型带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以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和五四以来女性成长小说写作传统的历史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界定向来见仁见智，本文通过对于女性成长历程中“他者”境遇的揭示以及对造成这一性别境遇的根本原因的细致厘清，并在两性成长内涵与两性成长叙事的比较分析中，得出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以这一界定为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本文“综合”女性主义理论、主体性理论、生存理论、人文主义价值论以及叙述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重点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横向与男性成长，纵向与九十年代之前的女性成长小说的比照中，通过文化背景分析、文本互涉分析、心理分析等，将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置于二十世纪宏大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从而深刻探究其文化与文学层面复杂的本质内涵。 整篇论文共设四章。第一章从家庭及代际伦理的视角透视女性的成长，主要体现在对“家”神话、“恋父”情结、“母性神话”的解构上。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不仅打破了父权家庭庄严、神圣、秩序井然、温情脉脉的伊甸园神话，揭示了它的不合理性，而且还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在这种“不完全”的家庭阴影之下，女性个体成长历程中那细微的生命感觉，并以戏剧化的情节展示出家庭对于女性成长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成长女性看来，作为家庭中的支柱性成员，父亲一方面是强大、崇高、有力、冒险世界的化身，这导致了一种“恋父”情结顽强地存在于女性的成长过程中；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逐步成熟，她也不无痛苦地意识到，性别等级制度下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主体性地位的优越不仅制约了女性的自主生存，而且压抑了女性的主体性建构，并最终阻碍了女性的成长之旅，因此，伴随着“恋父”情结，一种“审父”意识又产生了。成长女性就是在“恋父”与“审父”的情感纠葛中，矛盾而又坚定的体味着成长的痛苦与欢欣。与父亲对女性成长的影响相比，母亲与成长女性的关系更为复杂，也更具隐蔽性。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有意识的解构了父权文化秩序制造的“母性神话”，这首先表现在女儿对于母亲非母职角色生活的发现，这种发现进一步导致了母女之间的性别认同。然而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在深入表现母女认同的同时，也深刻尖锐地反映了母女之问的性别压制与对抗。在施虐与受虐、占有与反占有、监控与反监控中的母女关系中，“母性神话”被毁灭性的专制母爱彻底戳穿。母亲对女性成长的消极影响完全是由其在父权制社会中压抑性的性别处境造成的，因此，对压制性“母爱”的质疑实际上依然是指向父权文化秩序的。 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性别与身体维度之下的女性成长。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两性之爱必然是建立在一种性别等级制度之上，因此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的约束，这主要表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所规定的道德价值与性别价值的悖论中女性的成长困境。然而对女性成长构成更大阻碍的是女性由于对父权文化秩序的无意识内化所导致的一种自我压抑，这集中表现在女性欲望实现方式以及神化男性情爱对象两个方面。在同性关系即“姐妹情谊”的表达上，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表现出了相当的清醒和冷静，一方面表现了“姐妹情谊”使女性团结起来共同抵制父权制社会压抑以及同性之间共同分享彼此内心生活及生存困境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了女性成长历程中姐妹情谊联结纽带的牢靠性与边界，揭示了“姐妹情谊”的乌托邦真相，并进一步探索了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刻原因。而在身体的表达上，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首先鲜明的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成长女性身体的压抑，这突出表现在女性身体发育变化带来的压抑以及女性作为人的欲望所受到的压制。然而这种压制并未阻止女性对于自我身体的了解和发现，相反更激起了女性的身体抗争，这种抗争包含了反抗身体禁锢和用身体反抗两层涵义，体现出了强烈的性别意识形态意味。 第三章主要探讨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存在体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孤独、逃离、创伤。孤独的心理体验表现于自闭与独语、自恋与自虐、自我存在的质询等三个方面。但孤独并非只是一种感性的孤寂，真正深刻的理性孤独是人类个体成为自我和回归自我的必要条件。因此，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孤独不仅是女性成长的一种体验，而是守住“我自己”，成为“我自己”，实现主体性生成的重要标尺与刻度。同时，面对孤独这一基本的生存状态，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成长女性又充满悖论意味地顽强抵御着孤独，在坚守与抵御之间跳着属于自己的独步舞。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逃离姿态更为常见，但女性的逃离行为更多的是女性寻找自我、认知自我、完善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开端。此外，成长女性在逃离的过程中，经常还会回归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上来，甚至陷入逃离——回归——再逃离的循环怪圈中，这是人类对于美好精神家园悲壮追寻的隐喻，是关于某种无法逃遁的人生宿命的言说，其间渗透着旷久深远的悲凉苦痛与刻骨铭心的生命感悟。由于爱的匮乏与囚禁、性的禁忌、怨恨引发的罪罚等原因，成长女性的内心郁结了深重的创伤，这种内心创伤给成长女性带来了无法遏止而又难以消泯的深度疼痛，甚至会以疾病的形式表征出来。为此，成长女性采取了日常生活救赎、审美救赎以及宗教式的救赎三种方式，竭力要把自我从灵魂的暗夜中解救出来，以实现心灵的丰盈和人格的完善。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对女性个体成长体验的书写，也包含着对整个人类存在状态的探询与追问，因此这些小说又是一种追问存在意义的现代艺术文本。 第四章主要探讨的是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隐喻、叙述分层、叙述声音。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隐喻类型主要有四种：“双我”幻象折射后的镜子隐喻、启示性与叛逆性合一的“神秘女性”隐喻、意蕴丰盈而张力充沛的两极对立隐喻以及以“彻悟”为核心的女性成长蜕变隐喻。这些隐喻在名与实、标准义与新奇义之间的话语张力中突破了父权文化秩序性别等级的划分，建构了融合着女性独特成长体悟的女性生命奇境。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叙述分层主要有三类：叙述套层，即在意义自足的主叙述层上再加套上一个超叙述层；叙述跨层，即某一叙述层次的人物进入另一叙述层次，从而使两个时空各不相同的叙述层次、叙述情节相互交织；叙述嵌层，即两个叙述层次不分主次地嵌合在一起，并在意义层面既互相分裂又彼此映证。叙述分层的大量使用，表明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由于消费主义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隐秘合谋，女性主体性的生成在多元化文化语境的表象之下仍然步履维艰的窘境。关于叙述声音，主要是借用苏珊·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将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分为三种：作者型叙述声音，即叙述者处于叙述时间之外，不会被叙述事件加以“人化”的叙述声音模式；个人型叙述声音，即那些说话人即虚构故事的参与者的叙述声音模式；集体型叙述声音，即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对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叙事形式的研究，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即是“从形式分析走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