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规划和社会学对农民工问题有诸多研究,前者无法结合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性,后者无法结合空间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核心,建立“社会资本—制度—空间”三位一体的叙事和研究框架。以社会资本作为理论工具展开研究,思考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义,并就城市规划管理通过其空间生产的功能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提出城市规划公共管理的正义性问题。本文基于农民工提出社会资本基本定义：作为个体能够从其他个体中、组织中、规范中、制度中获取的一切资源与信息的社会网络关系化的产物。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研究依据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行为过程,拆分为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三大要素。大规模城中村改造以及城市更新活动使农民工失去有利于其社会资本培育、城市融入的稳定居住场所,居住空间分异进一步对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和融入城市造成负面影响,关于混合居住、社会融合的实践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城市规划公共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空间和社会结构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农民工大部分在非正规经济中就业,处于城市规划所追求的“正规化”与非正规就业特征的“夹缝”中,就业空间极不稳定。传统商品集贸市场和街头流动摊贩等有利于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的场所和就业方式在权力与资本的挤压城市严苛的管制下陷入困境。公共服务对于农民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培育社会资本与融入城市有重要作用。城市规划管理是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政策工具,技术标准与规范忽视了农民工群体。在社会排斥与制度排斥下,农民工难以充分消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与农民工的空间分布相悖。农民工子女难以进入公立学校,而大量民办学校被强调正规化的城市管理部门强行取缔,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代际优化难以实现,融入城市长久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