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用阐释学理论,研究桐城派写作原则和严复《法意》译本之间的关系。　　桐城派强调一篇好文章需要从三方面构建:义理(鲜明的思想观念)、考据(确凿的事实材料)、辞章(文雅的顺畅表达)。严复的译作《法意》体现了这三方面的特点。义理方面,为了西方的政法观念能够更好地被理解被接受,严复用中国原有的儒家、道家概念来类比,因为这些思想有相通之处。如此作者的视界和译者视界融合成一个新的视界,即《法意》,更被中国读者多接受。考据,和早期的阐释学相似,都是对经典加以阐释说明。严复在《法意》的翻译中运用考据研究字词和文章细节。这不仅让译名更加精准,而且使文章更有说服力。辞章,主要是对语言方面的要求,“求浅”、“求显”、“求顺”都是为了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历史,即适应士大夫读者的需求。“求浅”,为了政法译名可以简单明了易懂;“求显”即给汉语中原有的用语赋予新的意义,拉近原作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求顺”是为了追求文章的“雅”。　　由此本文认为,严复的翻译受到桐城派写作原则的很大影响,这为我们研究严复的其他译作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