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政策领域范围内出现了诸多全球性的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愈加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多的参与主体进入政策过程。如何使多元参与主体进入政策过程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研究问题。人民政协在促进多元主体进入政策过程中的功能发挥是我国对于这一世界性学术问题的独特贡献。在政策问题复杂化,多元主体进入政策过程的背景下,“政策网络”的出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罗茨和杜丁关于政策网络的要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无论是罗茨和马什的结构观还是杜丁的行为观都有偏颇之处,或过于倾向于结构的影响或过于依赖于对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的观测。本文在二者基础上寻求更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理论框架,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价值偏好。基于此,本文在罗茨和杜丁的基础上援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行动-结构-功能”的理论分析框架。拉斯韦尔、布鲁尔等人提出的过程模型为本文从政策的各阶段分析政策网络中行动主体及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观测工具。以“行动-结构-功能”模型分析人民政协嵌入政策过程,观测政策过程中人民政协的组织结构及组织功能对各环节中关键网络的结构整合,从而对政策过程、结果发生作用。根据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人民政协对政策网络的结构整合主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政治交流、政治录用以实现网络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利益综合、利益表达、政策制订、政策执行以实现“要求”到“输出”的政策转换过程。最后,本文从“千岛湖水质治理”“云南‘桥头堡’建设”两个典型实证案例出发,验证“人民政协嵌入政策过程的组织基础和功能表达”理论分析的正确性。经研究得出结论:(1)中国的政策网络需要人民政协的嵌入,既维护党的中心位置又能实现党同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广泛联系。同时,人民政协的组织及功能为其嵌入政策过程提供了可能性;(2)从组织结构层面来看,人民政协通过精英录用的方式弥补了我国政策网络中政治录用可能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扁平且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有效辅助扩大了政策网络的治理半径,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平台;宽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有效进行信息传导,实现政策社群内资源的交互,是政治交流的重要载体;(3)从组织功能来看,人民政协嵌入政策网络能够发挥利益表达的功能优势,收集网络内多元主体利益诉求;人民政协能够整合网络内资源,实现利益综合的功能表达;人民政协能够发挥政策制订中辅助政策社群决策的参与性功能;辅助府际网络执行政策的协调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