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早期民权思想,它以天赋人权为基础,被资产阶级用来争取政治权利。这使得清廷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感到封建君权受到了严重威胁,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适时发表《劝学篇》一文对民权思想展开反扑,以捍卫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正当性。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何启、胡礼垣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在改造、借鉴西方民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议会政治、君主立宪等民权思想回击张之洞的反扑。于是,围绕传统纲常名教展开的君权与民权的争论由此开始。争论是围绕着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而展开的。张之洞凭借“朝廷之力”反对“民权”思想和变法理论,其思想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分析民权不可行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危害;其次,宣扬纲常名教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第三,维护封建朝廷威望,对民权概念和议会制度有所排斥。针对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维新人士展开猛烈的回击。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成为全面回击《劝学篇》的代表作。他们的思想都集中在《新政真诠》中,大体从以下三个方面批判了张之洞宣扬纲常名教和维护君权的思想。第一,宣扬天赋人权论,倡导民权救国。第二,全面批判封建纲常名教,推翻了专制君权的立论基石。第三,积极颂扬君权与民权共处共存的君主立宪政体,针对议会制度提出具体的设想。在这场争论中,何启、胡礼垣对《劝学篇》否定民权的批评一针见血,一举击中张之洞的要害。尤其是他们对天赋人权论的宣传和为民权的呐喊令张之洞大为恼火,以致于在《<劝学篇>书后》刊行三年后,张之洞仍记恨在心,对何、胡及其著作大骂一通,指出此人此书“宗旨专助康梁”,“可谓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为了对抗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而做,受到清廷的大力肯定并由官方广泛传播,影响力极大,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而何启、胡礼垣等是在海外驳议,对国内士大夫的影响相对就不那么大了。但他们的民权思想,迎合了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心理需求,成为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