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快速上升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与去杠杆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策近年来不断落地。然而,学界对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的危害尚未展开研究,对杠杆率上升背后的原因并未达成一致,政策更多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去杠杆。本文围绕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的宏观影响、国有企业与宏观杠杆率以及外部需求如何影响宏观杠杆率三个方面展开,希望能够深化对于宏观杠杆率成因的认识,并对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第二章基于1996Q1-2016Q4的中国宏观数据考察中国杠杆率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利用最大份额法和经典计量回归两种方法,稳健地发现以下结论:（1）私人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非线性影响,拐点对应时期大致为2010-2013年,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杠杆率也具有类似结论。（2）政府部门杠杆率仍然处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区间。（3）私人部门杠杆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本章的结论为宏观去杠杆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政策启示为,在“去杠杆”和“稳增长”背景下,可以适度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但要抑制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杠杆率。第三章对国有企业杠杆率进行重新审视,旨在澄清对杠杆率所有制的误解,然后利用200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对国有企业投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本章发现2008年以来杠杆率的所有制分化特征并不能表明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上挤出了非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所有制分化更多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然后,本章结合已有文献总结归纳有关国有企业的特征事实,发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一方面下游竞争性行业放开准入,在这些行业里的国有企业面对了竞争,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更加集中在上游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由于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下游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应该具有效率从而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由于存在基础设施瓶颈,上游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对下游竞争性行业产生正外部性,从而增加国有企业投资性支出并带动私营经济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本章基于特征事实提出研究假说并利用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呈现出逐渐提高的特征,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地,国有企业投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在中长期有助于抑制宏观杠杆率。此外,本章还发现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未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12-2015年经济下行期出现显著下降。本章结论意味着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国有企业大幅加杠杆造成的,而是另有其因。为了寻找宏观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第四章从外部需求的视角着手,从实证和理论层面考察外部需求对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影响,这是因为已有文献发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林毅夫,2018a;文永恒等,2020）。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由于名义GDP处于宏观杠杆率的分母位置,在分母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宏观杠杆率增速上升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并且,这一结论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理论上都适用。进一步地,如果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构成本轮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那么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似乎不应该成为杠杆率攀升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章结论）。因此,这个视角也为理解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下滑几乎完全解释了此期间实体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并且,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主要通过总需求渠道影响宏观杠杆率。第五章总结全文。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经济体,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在很多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大幅上升难免存在内部体制机制等结构性问题的成分,因此很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释放增长潜力,从而达到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的目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快速积累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普遍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需求不足、经济下滑的困境。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应对外部性和周期性问题,两者共同发力以维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处于在合理稳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