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现代文坛,其创作生涯从1921年他的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开始,到1935年他的最后一篇作品《出奔》发表结束,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郁达夫创作了四十多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从创作数量上而言,郁达夫称不上是多产作家,但是他独特的艺术造诣,却成为新文学运动发展初期的一股新生力量。他不仅塑造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人的苦闷,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模式。郁达夫小说中的叙事艺术无疑是独特的,他有一种“大胆的自我暴露”精神,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特”,使郁达夫小说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导致学界对其小说文体的界定也一直是暧昧不明的。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不管是作为小说滥觞的史传、神话,还是后来的唐传奇、宋代的话本小说和明清的章回小说等,都是以叙述故事为主,故事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通过情节的一波三折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形成一种程式化的叙事方法,情节的波动性构成小说的主体,成为叙事发展的动力。到了近代,随着报纸杂志的普及、西方小说及文学理论的传入,小说渐渐变了形状。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萌发于清朝晚期,但是梁启超、林纾等新小说家们在创作小说时,受限于旧思想,只能从小说技法上“照猫画虎”。五四小说家们接过了转变叙事模式的接力棒,郁达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把形式和思想看作有机整体,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的这场转变,传统的小说构造方法被颠覆,情节不再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唯一动力。因此,哪怕郁达夫的小说作品曾被评价为情节淡化,故事框架简单,也仍然不妨碍它们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优秀作品,仍然不妨碍它们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管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叙事都是小说不变的底色,因此作为小说成立的基础被保留在郁达夫小说中,而小说叙事方法的不同则显示着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的独特个性。小说中娓娓道来的语言,主人公深刻的自省精神,朦胧的孤独感无不隐含着浓郁的情感。这些多样的叙事方法的运用,渐渐遮掩了小说的叙事底色。虽然叙事仍然是郁达夫小说不变的追求,但是与此同时,“情”也成为其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长期以来,由于“情”的存在,在郁达夫小说研究中,小说的叙事特色有时被模糊,人物、结构等小说要素甚至被当成符号化的东西而被遮蔽。“抒情小说”、“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一度成为概括其小说艺术特色的关键词。研究郁达夫小说的叙事艺术,首先要向小说的本质功能——叙事回归。郁达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且创作了大量的文学理论,对小说创作,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探究郁达夫小说叙事艺术的过程中,参照郁达夫的小说理论,以《小说论》为主,聚焦于《小说论》中提出的“一宗事件”,针对郁达夫小说的具体篇目进行叙事艺术的再解读。绪论部分对百年来的郁达夫小说研究进行了简单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选题。研究小说叙事,首先要从本质上把小说与其他文体形式相区分,使小说首先成为小说。论文第一章探讨的是小说写什么,围绕“抒情小说”的问题进行回应,寻找小说中被遮蔽的叙事功能。由于小说在基础问题上拥有共性,因此第一节从宏观的、小说线性发展的角度探讨小说是什么和小说写什么,以此辨析小说的基本功能。郁达夫对小说写什么有着自己的见解,因此第二节就要回到郁达夫具体的小说理论中,具体阐述郁达夫提出的“一宗事件”的内涵,回答郁达夫的小说写什么。第三节结合郁达夫的小说理论和小说作品进行分析,试图回答郁达夫小说确立了何种叙事形态。论文第二章回应的是早期评论家用现代抒情特征来回避郁达夫小说结构的问题,探究其“一宗事件”怎么写,回答郁达夫在小说中用何种逻辑来布局“一宗事件”。第一节回答郁达夫小说并非没有情节,而是通过不断否定读者的阅读期待来构造情节,吸引读者;第二节阐明郁达夫在小说中运用了一种新的结构——情绪结构来推动叙事;第三节回答郁达夫在叙事过程中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手段。第三章通过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研究继续回答“一宗事件”怎么写,在郁达夫小说中,语言不仅是一种叙事方法,并且连接起抒情与叙事,使抒情成为叙事的一种手段,两者在小说中得到调和。本章三节分别从语言表现的视觉美、听觉美和意境美三个方面,展现郁达夫的语言运用技巧,探究语言在促进“一宗事件”发生过程中的作用。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始终抓住小说的叙事本质,将小说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进行了形式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模式。不管是郁达夫所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还是小说中的“一宗事件”,与其文学实践都是内在统一的,里面暗含了作者的经验,但是塑造的人物又不同于作者本人,在叙述事件的基础上,带来动人心弦的叙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