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反哺”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前提下,出现了农民的行为悖论:为什么国家向农村输入了大量的资源、配套了高素质的队伍保证农民致富、贫困户脱贫,换来的却是一些农民和贫困户的不领情与不配合?农民的行为与弱者的“武器”类似,但是其背景却完全不同。本研究聚焦于精准扶贫中农民的行为悖论有何表现、为何产生的问题展开。为了回答精准扶贫中弱者的“武器”为何出现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对四个贫困村的质性研究,试图分析农民的行为致因。本研究将农民采取的弱者的“武器”分为三类:一是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农民认为自己获利理所应当,一些贫困户试图钻政策空子牟利,以及希望在扶贫工作中不劳而获。二是以是否合作作为“武器”。农民知道自己的参与是工作的必需,故以此为要挟谢绝合作或者试图坐地起价。三是以诉诸媒体作为“武器”。贫困户通过举报、哭穷、捏造事实等方式将自己的情况告诉更多的人,试图以此达到一定的目的。本研究通过对哲学倾向、阶级意识等理论的细致论述得出,农民不会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他们的行动受到某种“道义”的支配和评价;农村社会的“道义”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新事物的进入农村,“道义”的内容会迅速变化。本研究将精准扶贫中农村社会的“道义”划分为三个层次:结构性道义、指引性道义和媒介性道义。第一,国家政策的制约性和使动性特点生产了结构性道义;第二,农民通过比较产生了不满,进而通过归因说服了自己采取一系列弱者的“武器”,这一过程生产了指引性道义;第三,农民一方面由于自卑情结而寻求“存在感”,另一方面为了让他人相信自己的诉说还会制造“弱者”广而告之,这生产了媒介性道义。本研究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村生产出的“道义”成为农民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以是否合作作为“武器”、以诉诸媒体作为“武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