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我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全面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创新成果的公共物品属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导致了研发创新的市场失灵,抑制了企业创新的意愿,如何有效解决市场失灵,促进企业创新,是我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激励政策以期激励企业创新,实现创新产出,其中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在微观层面,由于创新活动固有的复杂性和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财税激励政策能否发挥政策效应还需要在企业层面进行检验。然而现阶段有关财税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产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1）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种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效果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2）关于创新产出的度量方面,学术界主流做法是以专利总数来衡量,近几年来虽有学者从专利异质性的角度对上述度量方法进行了改进,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3）多数研究认为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直接作用于创新产出,但仅聚焦于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很少关注输入到输出的作用过程,换言之,这些研究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视为一个“黑箱”,鲜有研究探究“黑箱”内的作用路径。为了补充和完善有关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产出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综合以往关于创新产出的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得到能够相对全面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其次,以创新产出为落脚点,探究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创新产出的政策效应;再次,从中介效应视角出发,探究研发投入在两种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最后,引入所有权异质性特征,考察两种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差异。实证检验表明:（1）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2）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3）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以研发投入为中介的间接效应;（4）财政补贴对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更佳,而税收优惠并不会因为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在激励效果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别。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有关财税激励政策、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的研究,为准确识别两种财税激励政策作用于创新产出的效果及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管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