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是乾嘉时期名位不显而后来名声大显的学者。但是对于他的《文史通义》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历史哲学、方志理论和校雠学方面,这实际上有违《文史通义》的创作初衷。本文在前人有限研究其文论的基础上,运用文史哲结合的传统学术研究路径,对章学诚的文学批评体系进行了知人论世式的探讨。　　 章学诚的一生是坎坷不遇的一生。在考据学大行和骈文丽辞受尊的乾嘉时期,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文学成就上,章学诚都没有得到当时主流学者和文人的认可和推崇。他在孤独、寂寞、郁闷中专心于文史校雠,并针对当时的文坛弊端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　　 第一章是对章学诚研究的简单回顾,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重史轻文”甚至略文的跛脚状态,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更宽、更深地拓展章学诚研究,以期能解决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化格局。　　 第二章简要介绍了章学诚的生平遭际和他鲜明的性格特征。他对于自己的才华和性情有着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趋向。正因为他自知、自信、自强,所以他才能够不随乾嘉学风和文风而俯仰,才能在不逐时趋中取得和乾嘉学术迥异的文史成就。本章较具体阐释了《文史通义》的创作背景,指出《文史通义》是章学诚苦闷抗争的结果。在其苦闷的抗争过程中,他发展出了庞大的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和体系。他在哲学层面上阐释了学问和文章经世的观念,认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即“道”永远是和具体事物“器”结合在一起的,而且都是发展变化的。文章也是“器”之一端,因此要使文章具有揭示社会和人心的内在实质性,就必须让文章主要记录人伦日常和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文章乃立言之具而非追名逐利之私有物,因此所有著述应该本着言公之精神,按照作者性情所近,在各种学科融会贯通中,选择适合自己立言的文体形式。对于实斋而言,他最擅长的就是以史学为宗的古文辞体裁,因此,他的文论体系成就主要表现在古文辞正宗的体系的建构上。　　 第三章论析了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主要是其自成一统的古文理论。根据所有文体都来源于“六经”的观点,他在自己“六经皆史”的理论基点上,认为所有文章都是“史”,提出“史为文宗”的理论。“六经”是后人按照孔子的经世观念而给予的名称,最能体现孔子经世之“微言大义”的是《春秋》。因此,章学诚认为,《春秋》才是最能体现孔子“道器合一”、“文不空言”且包含了创作主体如何在“比事属辞”中取“义”的古文精神,后来的“三史”(《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创立了“一家之言”,并一直延续到六朝的沈约还可得其仿佛。但是由于后来文人日益追求辞藻,导致言不符实,文道开始分离,古文以“义”经世的传统开始消亡。到了唐代,由于集众修史,而且多是文人参与,因此谋求辞藻和体例成为修史最主要关心的文体,真古文因此彻底消失了。韩柳虽然大倡“古文运动”,由于韩柳都不懂史学之真谛,因此他们的古文都是文人之文,不再是著述经世之真古文。　　 如何创作真古文,章学诚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一,必须强调为文之际所具有的“史意”,“立言之士,以意为宗”。要求著述者在临文之际胸中具有大体观念,能够辨清历史发展源流和古人著述宗旨,从而运用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所具有的独特创新意识,根据事物的新发展而随时著述以究大道,使自己的著述具有有益于世的独特看法和补偏救弊之效,即所谓“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相结合的著述原则。第二,强调了著述者心术之醇正,也就是实斋详论的“史德”和“文德”。著述者仅仅具有才、学、识是不够的,章学诚增添了“德”,即心术。心术不正,著述之“义”难免有偏。如何才能心术醇正?实斋认为必须不逐风气、不鹜虚名,不为外在所惑,更不能私矜文辞,在著述之际保持气平情正,内有所得；在评论之际,设身处地,论古必恕。第三,除了内容和心术之强调外,实斋亦不废文学形式规律的探寻,但他要求例以义起,严辨体例,反对形式的模拟和不顾事实发展的守旧因循,并提出了形式和内容合一的“清真论”,“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求做到纯净雅正,有益世用。第四,在写作手法上,他推崇叙事,因为这可以更好的做到“道器合一”、即器明道,不易受主体之情绪干扰。只有如此,才符合《春秋》“事、文、义”合一的著述宗旨,避免“文”成为“空言”。第五,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的古文正宗,他详细论析了著述之文和文人之文的区别:一是文人之文“博而不约”,难为立言宗旨；著述之文“博而能约”属于立言专家之学；二是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的发展源流有别；三是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同；四是著述之文和文人之文的创作方式有别。通过如此详细的剖析,章学诚强烈反对文人修史,也十分鄙视文人之文,并对乾嘉文人之文多有指斥和批驳。　　 第四章,为了具化章学诚文学批评的现实针对性与其理论的一贯性,本文系统论述了他对袁枚的批评。通过此种批评可以揭示出:章学诚之狠批袁枚,并非单纯出于所谓“卫道”观点,而是因为袁枚的文学理论和章学诚形成了尖锐对立。对立的主要表现点有:袁枚主张文章可以不关世用,主张诗歌可以独抒性灵,并为自己的本能欲望大张其本；章虽然也强调“情”之作用,但主要是指维世之情,并非指一己私情,而且强调文章乃经世之业；袁枚否定“道统”的存在,更否定《春秋》经世的垂训主张,这无疑对于章学诚建立的以《春秋》“微言大义”为旨归的古文文统是釜底抽薪的打击；袁枚不顾世俗舆论,公开好名好色好利,不顾礼教大防而公开招收女弟子,四处招摇自矜,完全违背了章学诚所要求的为文心术之醇正,章学诚认为这不仅有伤风化,而且有辱斯文,流弊无穷。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甚至谩骂。但是,他的批评,很多确实击中了袁枚文学与学术观点的要害,并非无的放矢。通过对袁枚的批评,不仅看出了实斋对自己学术统系的自信和捍卫,也有效地反观了袁枚人品和文学的两面性,甚至部分的透析出了乾嘉学坛和文坛生态的丰富性。　　 第五章,对本文进行了简要总结,概括出章学诚文论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并肯定其应该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据应有之地位,尤其是他“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史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批评特色,较之其他大多文论家的感悟经验式评论,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理论史意义甚至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