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研究肇始于德日的刑法理论,德日刑法对于该行为入罪采取积极的限制举措,欧美国家以技术中立原则为指导主张技术中立无罪,我国司法实务对该行为则是采取入罪化倾向,在理论界肯定入罪与限制入罪的两种论点针锋相对。自快播案对犯罪嫌疑人以传播淫秽作品牟利罪论处以来,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讨论愈演愈烈,当该行为置于网络背景之下,犯罪者可以脱离一国主权范围实施犯罪,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合法信息与非法信息集聚于网络平台,“技术无罪”的抗辩之声不绝于耳,对于平台管理者的行为梳理与责任判别更加的困难。《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网络犯罪的规制提供依据,但理论界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的讨论并未停止。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明显扩大了处罚范围,通过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旨在进行相关共犯理论的梳理与行为方式的区分,罚其当罚,从而更有利于对网络服务者的责任进行认定。本文第一部分是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概述,主要介绍了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特征,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现状进行分析,梳理该行为入罪的立法沿革与典型的司法案例,比较国内外对该行为的不同规制路径,为我国的限制处罚提供借鉴。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范围扩大化的具体表现,传统共犯理论以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学说为通说,否定无正犯之共犯的成立,而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已然突破这种限制向帮助行为正犯化进阶。帮助行为的入罪化需要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我国却存在切断客观因果链条与弱化主观犯意联络的倾向,扩大不作为义务的范围,舍弃帮助行为依托于实行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网络平台提供的中立服务可能被合法使用也可能被非法利用,我国有学者主张网络中立行为被非法利用的比例超过合法使用的比例时就肯定可罚性。本文第三部分旨在分析处罚范围扩大的缘由,即一对多的犯罪集成模式,网络犯罪的风险泛在化,不法行为不断累积造成了个人与集体法益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集体法益的扩张。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化进行限制:一是进行犯罪共犯理论的再审视,坚持共犯从属性的前置能够对网络犯罪进行有效规制,二是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入罪化必须进行全面性标准的考量,进行主观意思与客观行为的全面评价,三是针对网络犯罪风险的嬗变所导致的集体法益扩张进行限制,通过利益衡量取得中立人的经营自由与网络秩序有效维护的平衡。这些即是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