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移过,是指当灾异现象发生时,君主把主要责任转移给大臣的一种行为。在西汉时期,当灾异现象发生时,当权者往往下诏自谴,调整统治政策,下诏选举贤能之士,主动承担灾异的相关责任,这种情况在宣帝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到了宣元以后,面对灾异频发,皇帝已不再承担灾异的责任,反而将其推给大臣乃至三公。宣元之际作为汉代灾异责任从君主转移到大臣的转折点,离不开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和批判思潮的内在影响,且与汉武帝时期儒学灾异思想的完备息息相关。汉代灾异责任由君到臣的转移,始于西汉宣元时期,这一变化在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背景下产生,汉代臣子自我认知对皇帝灾异移过有着一定的影响。杨恽案中,宣帝听信大臣意见,将灾异责任归之于杨恽,这表明皇帝对臣下承担灾异责任的认同以及付诸实施,并在此后逐步发展成不可阻挡之势。元帝时,于定国辞职告老还乡,这是三公主动承担皇帝责让给自己罪责的开始。因此,汉代灾异责任转移可视之为始于杨恽、于定国其人、其事,并直接影响到东汉对三公的策免。汉代帝王把灾异的责任转移到臣下的行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具有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臣下主动揽过或君主移灾于大臣的现象,先秦的诸多典籍中对此便有相关记载。由于社会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君主转移灾祸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汉文帝时期秘祝被废以后,灾异责任转移至大臣的思想并未湮灭,却是在后世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西汉灾异责任转移与灾异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自先秦就已出现的灾异理论,到了汉武帝时期便形成系统完整的灾异谴告说。儒学之士将灾异学说与西汉经学相互结合,进一步推动了阴阳灾异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而西汉中后期谶纬的产生,可以看出儒学与方士已形成合流之势,儒家学说之中不断充斥着阴阳灾异论说,给西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笼罩上了一层宗教神秘色彩。西汉灾异责任转移发生在君主与臣下之间,罪臣观念对官僚为政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汉臣子对灾异负责的认知为灾异移过提供了前提,这些都为西汉灾异责任转移这一政治举措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到了西汉中后期,随着灾异思想的日益盛行,尽管皇帝将灾异频发与自己的失德联系起来,对于日渐衰落的汉家天下进行小修小补,可是终究是治标不治本,一些建设性的政见也付诸东流。虽然皇帝不断通过颁布罪己诏来平息人们对于朝政的怨气,但是这种举措又在无形中消弱了皇权的威望,否定了汉家政权的合法性,人们逐渐怀疑当朝天子统领天下的能力。随着西汉中后期社会矛盾冲突的不断激化和批判思潮的席卷,在这种现实危机的情况下,自然灾害的发生以及异常天象的出现,无一不在冲击着积弊的汉家政权。为了维护皇权的稳固,辅佐天子的丞相便出来代君受过,代替皇帝承担灾异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