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了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市场制度的一致性,与政治体制的相容性,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中国的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伴有市场分割、经济波动、福利损失与支出结构异化等问题的结论。提出了坚持市场取向的财政分权改革、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动态把握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提出了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没有形成公认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制度概念不清晰、分类不明确,以致制度与增长的关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要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制度与增长的关系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制度的经济学解释,经济理论中关于理性的争论,制度变迁理论,制度、行为与增长的经典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形成了相信理性与尊重传统的制度分析理念。提出了理性建构制度与自发演化制度的制度分类。区分了理性建构制度与自发演化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明确了理性建构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重点：一致性与相容性分析。这样相信理性与尊重传统的制度分析理念,制度、行为与增长的逻辑框架,以及一致性与相容性分析重点,构成了本文对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分析的一个理论框架。其次,财政分权与市场制度在历史发展趋势上的一致性分析。在统收统支时期,理性建构制度几乎吞没了自发演化的市场制度。没有市场作为政府间共生与合作的基础,财政分权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零和博弈。这种零和博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管理型交易,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基于这种博弈的财政分权制度的效率不高,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然而,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财政分权制度采用以固定合约或者分成合约形式,地方政府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相关性逐渐增强。出现了特定时期,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培育、维护区域性市场的独特现象。这种基于市场发展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正和博弈,这种政府间博弈有利于区域性市场发育,有利于效率提高、经济增长与发展。因此,本文认为从统收统支时期的策略性财政分权,到包干制和分税制合约形式的财政分权,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自发演化的市场制度在历史发展趋势存在一致性。当然,由于地方政府在我国特定的市场发展阶段是一个重要的准市场主体,出现了为了实现局部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问题。这些问题与建立健全有利于经济长期经济增长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不协调,反映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行为与市场制度的存在不一致的方面。但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准市场主体,只是影响市场分割的一个方面,不是造成市场分割的根本原因。中国市场分割的源于经济结构相似性和市场配套制度不完善。应该从优化经济结构,从规范市场发展和维护有效竞争的角度,建立健全市场配套制度。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关注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市场分割问题,但是以市场分割问题来否定财政分权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再次,财政分权与政治体制的相容性分析。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特殊政治市场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方面的信息不足,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的偏好方面的信息不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双向的信息不对称。这样财政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不仅解决了政治市场上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甄别问题,也解决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号显示问题。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绩考核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成为维护市场、改善效率与促进增长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在中国市场发育特定阶段,财政分权与政治体制具有理论上的相容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建构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间博弈模型。模型的均衡结果表明：一是只考虑财政激励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考虑政治晋升激励之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进行的竞争就更为激烈。二是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分散决策的投资量大于中央政府代表社会的最优投资量,而收益低于中央政府的最优投资收益。考虑政治晋升激励之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差异将更为明显。正确认识这种财政分权与政治体制的相容性与相容程度,不仅需要注意区分最理想的制度和最合适的制度,还需要考虑目前中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政治集权体制,以及相应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间接约束机制为主,来自市场直接约束机制不足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在市场发育和政治体制变迁的动态过程中,把握财政分权与政治体制的相容性,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最后,本文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在Zhang和Zou(1998)以及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对1952-2004年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中,我们用实际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增长,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刻画财政分权。为了排除异方差问题,我们对两个变量的相应数据取了自然对数。为了明确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我们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接受了财政分权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的原假设。由于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对计量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对两个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两大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单体根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时间序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不论是最小二乘分析,还是协整分析结果都表明：尽管在特定时期由于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造成宏观经济波动,但是财政分权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及其激励与约束的政府行为’,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当然,这种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机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从财政分权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入手,优化财政分权制度及其制度环境,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