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象征研究”还是“隐喻研究”都肇始于古希腊时期,到现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西方象征理论的研究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古希腊萌芽时期、中世纪的片面化发展阶段、18至19世纪的特征化发展时期以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多元化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象征研究已经从语言学研究逐步渗透到了心理学、诗学、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与此同时,隐喻研究也经历了向修辞学、诗学、语言学、语言哲学、人类学以及思维认知不断渗透研究的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隐喻研究开始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70年代后期,西方理论界又掀起了隐喻研究的高潮。总体说来,西方理论界具有研究象征和隐喻的传统,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象征研究和隐喻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两者结构形态极为相似,它们一直处于一种“身份”无法确认的尴尬境地——就某个意象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象征,似乎也可以说那是一个隐喻。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人们在运用这两个概念时也混淆不清,显得十分随意。有鉴于此,本文意在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做一次尝试。对象征和隐喻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相通性考察”和“差异性探究”两个方面来进行。对“象征与隐喻”相通性的考察主要从“暗示”的表现方式、寓意诉求和抽象思维的直接参与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象征和隐喻都是一种意义的符号,均具有暗示性。这种符号具有相同的建构模式,它们都是借助于一个感性的、外在的、能够为我们所感知和把握的事物来呈现意义。山于这种意义和外在形象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地方,象征体或隐喻体一旦形成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意义成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它要求得到确认,但一时又难以得到最终的确认。因此,意义就具有了扩张性,象征和隐喻的认知空间不断地被拓展。象征和隐喻从形态的建构到意义的呈现都离不开人的思维,它们都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们都以形象思维为主,但至始至终都离不开抽象思维的直接参与,抽象思维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对“象征与隐喻”差异性的探究主要从整体意识与基础性存在、“能指的穿越”与“意义的关联”、阅读接受的难与易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实际上就是按照外在结构到意义生成再到意义价值的实现这样三个步骤进行的。象征注重整体意识而隐喻关注局部体验,是一种基础性的存在；象征意义具有普遍性、多维性和模糊性,而隐喻意义则具有具体性、单一性和明晰性；这些意义性质上的差异造成了读者阅读接受上难易的不一,隐喻容易理解,而象征却较难接受。这种接受上的差异主要源自象征和隐喻价值追求上侧重点的不同,象征追求审美价值的呈现,而隐喻则追求认知价值的实现。象征和隐喻之所以处境尴尬,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构建模式、意义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极为相似。同时,它们在结构形态、意义生成和实现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隐喻从属于象征,象征包含隐喻；隐喻侧重认知价值,象征具有艺术品格,追求审美价值的实现,象征高于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