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对接国家治理方略的田野调研经验与基层政治生活实践不断呈现一个事实,即当前以破解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为基层减负的政策导向下,城乡社区承载的超量行政性职责与自身治理资源匮缺的张力,致使社区减负面临着总体不减反增的困境。那么,将社区负担置于政策语境和治理现代化场景中,是什么样的维度组合与情境构建造成了社区负担的悬搁或回流?对于社区减负悖论的逻辑阐释,学界主要立足“国家—社会”、“市场—社会”和“结构—功能”三个研究范式。主流的基于体制与结构的宏观解释进路,容易忽略隐蔽于特定情境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关系互嵌,以及社会治理运行过程中的情感联结。为此,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法,以浙西北A县G镇为样本观察社区减负历程中的日常政治与行为互动。通过引入行为分析的常用模型——委托代理理论,将自上而下的行政链条组织关系抽象成“委托方—管理方—代理方”的三级组织结构,从社区负担的根源性生产、结构性配置、自主性消解等研究向度进行解悖。研究发现,以组织结构重塑、准入机制建立、数字效能释放、激励约束并重的社区减负安排,为G镇社区加强条块联动共融以及释放社会治理效能注入了活力因子,但也隐含着局部与片面减负、负担的变相与回流、无效或低效劳动时间延长等现实问题。委托代理情境下,委托方对于减负事项的选择偏好性、减负过程的灵活调适性和减负措施的高度伸缩性,型塑了融合价值观念、利益分配和自治基础等内容的社区负担的生长性空间。当负担存量或增量超越了社区的心理适应性和资源匹配性时,社区负担便形成了回潮。委托代理理论与社区减负悖论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契合性。现代科层性嵌套于委托代理关系结构中,中央政府委托方、地方政府管理方和城乡社区代理方,便形成了一种强制性契约关系。一方面,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治理情景中,大量的行政性工作事务层层加码并捆绑至社区。另一方面,“属地管理”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恣意性运用,以及来自上级政府部门的常态化考核、不定期检查和责任状签立,使各种形式的事务在模糊的权责边界中层层下推。与此同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治理技术异化,使社区近乎在“全景敞视主义”中推进工作,缺乏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负担消解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正是委托代理组织结构中“消极约束—负向激励”的非均衡契约关系,生成了“社区减负越减越负”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