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社区转型的推进,协商成为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和关系,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治理形式。从协商民主的环节来看,社区协商的最后环节即协商结果形成和执行环节意义重大,直接关乎社区协商的效果和社区公共问题能否被有效解决。但在社区协商治理实践中,社区协商的结果遭遇难有效形成和难有效执行的困境。已有研究在分析困境的原因时,已关注到政府回应不足这一影响因素,但相关研究缺乏学理性解释和整体性研究。因此,基于相关理论解释社区协商中的政府回应不足现象,分析政府回应如何影响社区协商的结果,进而研究如何建构社区协商中的政府回应机制,成为文章探究的问题。本研究基于回应和政府回应理论,以回应和政府回应的概念为切入点,分析社区协商中政府回应关系的构成要素,继而运用回应度解释社区协商中政府回应关系的运行状况,并基于影响回应度的内外部因素对社区协商中政府回应关系运行状况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以此作为文章的分析框架。进而采用个案研究法,对武汉市L社区公共问题协商的政府回应实践进行剖析,分析L社区协商中政府回应关系的构成、政府回应关系的运行状况和政府回应关系运行状况的形成原因。分析出在L社区公共问题协商的政府回应过程中,政府通过清晰定位自身角色,利用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一有效回应信道和开展多方协商增强了政府回应平台的有效性,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引导居民走向组织化形成有效的共同诉求,并主要采取政府制度回应,实现了政府响应回应和深度回应,致使社区协商结果有效形成和有效执行,社区公共问题被有效解决。研究发现,社区协商中政府回应的问题表现为政府回应的向度和深度不足,由此影响社区协商结果的形成和执行。社区协商中政府回应机制的建构,需围绕政府回应的向度和政府回应的深度两大要素,关注影响政府回应向度和政府回应深度的四个因素,推动政府实现响应回应和深度回应,建设运行通畅的社区公共问题协商治理的政府回应机制。为实现政府响应回应,一是需要政府明确角色定位,二是需要政府建设有效的政府回应平台,提高政府回应信道的质量,三是需要政府促成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形成有效的共同诉求。为实现政府深度回应,需要政府努力实现制度回应。在社区协商治理实践中,建设有效的政府回应信道和推动社区居民形成有效诉求,应利用和发挥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