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悖论强调,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滋生动乱。历史发展规律证明,一个经历现代化转变的国家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进程不断加深,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攀升。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需要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层次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的文化水平和精神追求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给政府治理带来一层无形的压力。然而当前我国民众的阶层流动的趋势却并未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那么阶层流动状况是否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厘清这一问题,对于当前政府采取精准措施推进社会积极流动,进而促进政府信任度而言意义非凡。政府信任度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本文基于既往政府信任文献研究,对于文中所涉及的几个核心概念包括主观阶层流动、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度进行了界定,并以理性选择理论、归因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主观阶层流动分别会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社会公平感是否会在主观阶层流动与政府信任度之间产生中介效应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利用中国大型调查数据库CSS2019的样本数据为依据,借助stata14.0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逐层回归法进行中介效用检验,利用共线性检验、替代变量检验和sobel检验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当前我国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整体属于较高水平,处于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程度。第二,我国公民的政府信任度依然呈现典型的央强地弱分布格局,公民对于中央政府依然存在高度的信任,但是相对来说,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公众信任度相对较低,其中乡镇政府信度最低。第三,主观阶层流动感知显著影响着公民的政府信任度。第四,社会公平感会降低主观阶层流动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度,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一些个体结构性因素也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又会直接影响着政府治理绩效,因此如何维持政府治理的稳定和发展、研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推进政策落实、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改善治理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