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为我国当下治理环境和组织制度提供了一次风险考核与效能检验。此类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极大彰显了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对以往常规治理方式和追求确定性政策研究的挑战。我国在为期两年的疫情治理活动中,既经历了举国体制应对风险危机的紧急时期,强调强制型工具的刚性管控作用,并压缩工具选择的范围。又进入了与风险共存的常态化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与工具的选择都更加多样,形成参与力较强且搭配形式丰富的政策工具箱,是弹性较强的政策表现。政策弹性作为应急防控到常态发展转变时的政策表现,能够适应政策情境和目标的动态演进,并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来适配应急与常态的态势转化。因此,在风险社会下亟需政策在内容设计与制定过程中预留弹性选择余地,来承接不同态势的差异化治理需求。本研究通过把握风险社会下应急与常态治理的转化契机,发现随着具体政策问题和情境的转变,政策目标也随之改变,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出强制力强弱和选择松紧范围都不同的弹性。因此本研究首先提出政策弹性这一研究问题,明确其政策表现的特征,并通过理论梳理建构起“政策情境—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探讨政策弹性是如何通过情境、目标、工具之间的适配来确定逻辑关系。其次,本研究选取新冠疫情期间中央层面出台的复工复产政策作为研究样本,依据政策文本内容和分析框架,运用NVivo 12 Plus软件分析复工复产政策在不同政策情境演变、政策目标转换以及政策工具组合中的表现特征。最终得出结论,重点恢复期、全面复工期和常态相持期的阶段划分明确了不同风险强度下政策情境演进的动态连续,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大政策目标也相互兼容转换,并通过强制型、混合型、自愿型政策工具的侧重使用和灵活组合,形成了“权威指导+经济维稳”、“底线坚守+活力激发”、“成果巩固+社会职能”三种不同弹性强度的工具箱,以政策工具的多样组合来彰显政策弹性的表现与应用。对政策弹性现象的发现与研究,理论上回应了政策设计阶段对政策适应性和弹性空间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可促进政策研究中对政策本身的回归,注重内容与文本的设计优化。实践上又极大适配了我国城市治理“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治理思维和宏观论断。依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动态全周期管理,以及风险社会下对应急维稳与常态化转换的需求,政策弹性充分发挥了转换灵活、张弛有度、均衡适配的功能与优势。对政策弹性这一现象的重视与应用,有利于城市治理实现与风险共存,不断强化自身的适应力和生命力,并对进一步丰富政策科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