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执法权一直是国家权力结构中最基本、最活跃的一项权力，也是被法学界、特别是宪政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可以说，人类社会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执法权有关联，这已被人类社会的法制发展历史所佐证，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历次重大改革、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避免地被提上议事日程。要在我国不断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就必须依赖于真正的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执法权的鼎力支持，这不仅是由依法行政在整个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而且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的内在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执法权的理论探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以下五章展开论述：第—章，主要探讨执法的概念与执法权的结构。从执法的涵义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执法”一词的分析，从法理层面上剖析广义执法概念的逻辑错误，对执法的定义、特点进行概括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执法权的概念，即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授权或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法律，将法律运用到具体人与事的权力，包括：法律解释权、实施行政处理权(处理形式主要有许可、征收、给付、确认和裁决)、进行行政检查、实施行政强制和科处行政处罚权。文章并采取一种社会学法学派的进路，将执法权、行政权做如下理解：行政权包括三部分，即内部权力(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中间权力(与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权力)，外部权力(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力—执法权)——执法权是行政权中关于外部指向的那一部分权能。按照这一界定，很显然，执法权是行政权的主要权能，这尤其体现在当今的文明社会，因为在现时期，行政权主要通过执行法律才能完成其每个具体使命。第二章，主要从应然的角度探讨执法权的功能、属性与目的。本章指出，执法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利与利益，这是由执法权的功能与属性所决定的。执法权的功能是指执法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发挥的有利的、积极的作用，主要指它对执法对象、对社会、对国家的有利作用。执法权的属性就是执法权所固有的、基本的性质。把执法权的功能和属性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沿着“功能—属性”即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相对清晰和立体地认识执法权，而且可以从执法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上对执法权进行一些相对深入地分析，以期完善对执法权的认识。从表象上看，执法权通过明确权力边界、严格控制权力行使及其程序实现人权保障功能；通过依靠法律授权的强力将“应然”秩序变为“实然”秩序实现秩序维护功能；通过与国家其它权力的协调统一、与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实现权力协调与社会沟通功能。然而，执法权上述功能的发挥又由其属性左右，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效率性、服务性、反思性。事实上，本章在探讨执法权功能的同时，也是在叙述执法权的人权价值、秩序价值、效率价值和服务价值等价值性问题，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即执法权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与利益。第三章，主要探讨执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的关系。国家权力是一个体系，而执法权只是这一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国家权力只有当它由具体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以及法律监督权等权力构成时，才体现出它的具体性。按照经典的权力分立理论，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行使。本文赞成权力分立观点，但需强调指出的是，权力分立绝不应该意味着各权力之间是互不相干的，因为唯有承认各国家权力的相关性，它们才能形成制约关系。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的行政机关可以行使立法权、司法机关可以创制判例法，以及立法机关还拥有除立法权以外的许多其它职权。而此处所谓的法律监督权是国家依法对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行监视、督促，对合法活动予以支持并对违法活动予以纠正或撤销的权力。一般来说，法律监督权存在两类基本模式：其一，在西方分权模式的国家中，法律监督权作为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的一种手段，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之间再现为互为主体、互为对象的监督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约结构形式。在这里，没有最高的监督机构，也没有不受监督的主体，立法、执法、司法互呈鼎足之势，形成一个交叉监督的关系。其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制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其它权力均由该机关派生，司法、执法是权力机关之下的二级权力形式，最高权力机关通过自身及组成专门监督机关的结合方式实施法律监督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制度是整个国家法律监督体系的基础，这决定了国家法律监督体系只能是直线型复合结构。也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监督权设置的此种认识，本文特别将法律监督权，这一经典三权分立理论中不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而单列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支。第四章，阐述西方权力分立的执法权理论与实践。执法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独立的权能，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物。从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看，执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离走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思想家从理论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完善主权在民、权力分立的执法权理念，与此同时，西方的政治实践家逐步将权力分立的执法权理念付诸实践，使得权力分立的执法权理论及其应用逐步趋于完备、科学与缜密。但是，由于西欧各国的历史传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不同，其权力分立模式以及相应执法权模式也不尽相同。如，英国与美国虽然都是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但其执法权的运作模式却有大相径庭之势，美国强调三权分立，抑制执法权的优位(当然，从当前形势来看，执法权似乎有明显的扩张趋势)；而英国强调议行合一，议会至上、议会主权，强调执法权对议会的服从。法国与德国尽管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但其执法权运作模式又各有其特点，法国借鉴美国的总统制，强调总统行政权的重要，并辅之以总理重要的执法权，形成了执法的两头制；而德国的执法权配置模式集英国与美国的做法于一身，既强调议会主权，又加强行政首脑总理的执法权强势地位。另外，从西方四国执法权模式的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互融合的倾向。无论西方四国执法权具体的运作模式有何不同，但其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即国家权力要分立，职权要法定，国家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并且都非常重视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总之，正确的理念与严谨的制度设计是西方主要国家执法权模式运作成功的两大要件，而这恰好也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第五章，分析我国现行执法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路径。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构筑的我国执法权力体系在运行了近三十年后，面对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形势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为，考虑到执法权实际上的“强势”地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观念，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当前的改革开放能否深入持久以及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典型的如教育与医疗卫生等问题)能否有效解决，都依赖于我国执法权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实践证明，现行的执法权体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一方面，行政机关仍在管着许多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其典型结果或表现就是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执法不规范。另一方面，部门之间职权交叉重复，执法效率低，不仅造成执法扰民，也容易滋生腐败。导致有时执法权的行使背离执法权设置的最终目的，制约了执法权效率的正常发挥。导致以上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关于政府权力的组织立法柔性有余，刚性不足；法律条文简单粗糙，缺乏可操作性，为人治因素、权治因素留下很大空间；组织法律制度的设计，只注重执法权力划分，没有各权力部门的相互协调与责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也进行了几次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制度层面全面合理的科学设计，几次改革所付出的成本与目的设计呈现鲜明的反差对比。更值得注意的是，几次改革由于缺乏整体法律制度设计与法律制度制约，单纯依靠中央编制委员会的政策性文件，反弹性大，稳定性差。而国外执法权法律设置的经验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行政体制改革的教训昭示我们，必须依靠科学的法律制度健全与完善我国现行执法权体制，除了已经被广泛认识到的诸如紧缩编制、建立文明、高效、公正、廉洁的执法队伍等方面外，从法学角度讲，尤其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政府组织立法，实行刚性组织法与柔性行为法相结合；第二，控制执法机关的进口与出口，建立并实行权级协调、权能适应与动态的执法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