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投资活动能够创造现金流价值,现金流关乎企业未来成长,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话题。然而现代企业经营模式下的代理问题会导致经营管理人员作出非效率投资决策。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是为了解决代理问题,激励企业高管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该激励制度在实践中的治理效应如何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要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不能只依靠对管理层的激励,还需要对管理层进行有力的监督。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大多存在终极控股股东,终极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积极监督高级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与管理层合谋来攫取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终极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影响是另一探讨问题。本文以2015-2020年间A股上市且具有完整财务信息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研究了股权激励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其次,从终极控制权特征、不同控股股权性质角度分别探讨了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得出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上市企业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形。（2）相较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的治理作用更强。（3）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改善企业投资不足,但会加重企业过度投资状况。（4）当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处于相对控制环境中时,更有利于发挥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的治理作用。（5）相较于两权分离,终极控制人两权相匹配更有利于促进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发挥,从而更加有效地抑制非效率投资。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从投资效率的基本内涵出发,采用更为有效的投资效率度量模型,从而提高测度的准确性;结合产权性质、终极控制人特征进行研究,得出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效率更为准确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内容,为企业制定更加高效的监督和激励制度,从而抑制非效率投资提供新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