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佛教学专家、养生家，在近代思想文化界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在教育方面，蒋维乔在早期几乎将全部的身心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新教科书十余年里，他认真总结旧教育体制的经验、教训，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将其贯彻于新教科书和民国新教育制度之中，为我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哲学研究方面，他通过对我国哲学的考察与思考，先后撰写了《中国哲学史纲要》、《杨墨哲学》、《宋明理学纲要》等数部著作，提出了以哲学思想为经、以哲学家为纬的新的中国哲学史编撰体例和将中国哲学分为自然主义、人为主义、享乐主义、神秘主义、苦行主义、理性主义的新的哲学分派思想，对墨子、杨朱哲学进行了深深的剖析和辨证，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虽然其研究成果在当时影响力不够，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体例和分派思想在当时乃至在后来很长时期里具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佛学方面，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该书不仅对日人《支那佛教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而且新增了许多内容，使中国佛教史显得更加完整。《佛学纲要》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佛教知识白话本著作，《佛教概论》是当时国内全面介绍佛教理论比较早的著作，这对佛教知识的普及和近代佛教的复兴，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著作中，蒋维乔还结合自己的佛法修证和佛学研究经验，指出了佛学研究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在养生学方面，蒋维乔以自己的实践研究中国传统的“静坐”养生法，不仅强调了道家“静坐”的养生意义，而且通过自己对佛法研修的结合，进一步肯定了佛法修炼的养生作用，从而改变了世俗界对佛法修炼的偏见，这对佛法的进一步推广和佛教的发展意义重大。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蒋维乔不单纯是一位居士佛教史专家，也不单纯是一位养生家，而是一位在教育、哲学、佛学、养生学等领域都具有突出成就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学者，同时又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