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汽车行业的总销量出现了28年来的首次下降，在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上汽集团面临着国内外汽车厂商的重重围剿。为了应对行业及竞争对手的挑战，上汽集团决定在技术上实现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本文希望通过现有数据，对上汽集团目前的技术创新的强度、投入创新的要素表进行量化，再通过模型将投入要素对于技术创新强度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本文将技术创新成果看做一种产品，而技术创新过程中投入的研发费用、人力资本和所处政策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来进行研究。在这一前提下，本文选用宏观经济学经典模型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实证分析的理论模型，查询以上三项要素的历年数据并导入进行回归分析，确定研发费用、技术人员数影响上汽集团获得专利数的弹性，并对要素的边际产出进行评价。得出结论为针对上汽集团技术创新的要素投入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继续大规模投入研发费用、扩充技术人员并不能带来线性的技术创新回报，而是会边际产出越来越小。因此我们将目光投向上汽集团内部及外部的制度因素，当外部制度持续改善，则上汽的技术创新强度能够得到提升。而如果上汽集团内部对于资本使用、员工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改革进步的话，可使研发费用、技术人员数量对于技术创新活动影响的弹性增大。恰当的政策完全可以对目前边际效应递减状态进行改善，甚至扭转为边际效应递增，激发出上汽集团在技术研发方面的规模效应。对于制度改革，本文主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产权确认、资源合理配置、减少交易费用的几个方面入手，目的是解决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企业和学术界研发动力不足、研发人员个人研发热情低下甚至偷懒搭便车行为、研发费用重复投入、研发人员大材小用、研发团队缺少专业性等突出问题。在完成实证分析部分后，对日、美、德三个科研强国在过去技术创新中累积的经验及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于日本的技术创新经验主要分析政府如何在社会文化层面培养国民创新意识、车企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连续交易、企业在培养员工创新并在其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提供的支持三个方面。对于美国的经验，主要是从宪政改革角度入手，通过对著名的拜杜法案进行了解及研究，逐步深入至对知识产权确认细化的讨论，得出越是细化越是接近发明者，越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错配，完成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而对于德国知识产权转化的研究则更侧重企业行为，研究企业通过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进行研发活动带来的收益主要取决于所在地工程师红利带来的比较优势及知识溢出的地理意义，同时对政府的补贴和退税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了了解。并且对其在研发活动中由于企业承担较大比重，导致基础理论研究落后于美日两个的情况进行了阐述。最终文章得出结论，对于上汽集团技术创新需要从两个方面着重改善:一是企业外部政策环境方面: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环境对上汽集团的技术创新是有利的。政府可以从财政和货币两方面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支持。对于技术创新的产权确认需要细化，最好能够细化至发明者个人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而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可以通过风险投资来确认自己的经济权益。以此打造适合上汽集团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政策环境。二是从上汽集团内部微观研究方面:企业通过对人力资本的确权，来明确员工的权利与义务，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大材小用和偷懒情况。同时通过官产学联动，合理配置研发投入，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最后于员工就创新成果转化达成合理分配，激发员工技术创新的动力，释放出短期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