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多元主体的治理合力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党和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议题。作为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运用者和传播者,专家在社会治理中逐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然而,社会治理不同于国家治理,也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决策。以多元共治为基本取向的社会治理,要求专家必须直面社会大众和复杂的现实治理环境,接受多元主体的全面介入和系统审视,并承担相应的职责。社会治理中的专家参与有其特殊性:专家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又同时来自社会大众;作为知识权威,专家从人们认可、推崇和信赖的对象,到备受揶揄、挑战和质疑;成为专家并不经过民主选举,故而其参与形态常被指摘为一种“精英统治”或是“专家治国”,但专家在现代决策结构中更多是一种参与权;专家参与也不是在真空之中提供智识支持,他们在与社会日渐密切的联系中已无法再保持“价值中立”和“利益无涉”的原则,其参与过程既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也同时被诸多社会因素建构。“价值—知识—利益”构成了专家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基于知识层面的绝对优势,专家直接或间接构建起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的认知范式,继而形塑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观和利益观,由此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整体治理状况与水平。面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专家参与的双向嵌入性决定他们需要兼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直接或间接影响治理决策过程中实现有效的专家咨询。而“科学-民主”关系的交织与变迁,造成了专家权威消解下的认同困境、角色冲突中的信任困境以及交往疏离后的行动困境。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结构,共同体是形成集体力量的动力源泉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社会治理共同体立足于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枢纽,力求打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关节点,进而形成一种网络式治理主体结构。在这一框架下,专家被赋予更具社会性和情境性的角色及职能,并与多元治理主体在知识、价值、利益和行为活动方面展开持续不断的交涉、碰撞与融合,从而达至一种基于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协作关系,以此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理想格局。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知识—认知”共同体奠定了化解专家认同困境的基础,“价值—利益”共同体构成了突破专家信任困境的保障,“交往—行动”共同体则成为消除多元主体行动困境的关键。面向共同体的治理,需要从知识融合与认知共振、价值规约与利益协调、制度建设与政策优化三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