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快捷方便是很多互联网用户选择使用网络的原因。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互联网企业不断优化软件,升级服务,企图全方面地满足用户的所有愿望。阿里、腾讯、字节等大型互联网平台以各自王牌软件为中心,逐渐将产品和服务辐射到其他领域,并建立起各自的商业生态圈。为了发展自身产品,吸引用户注意力,一些互联网平台开始通过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平台,封禁竞争对手产品和服务。这些行为看似只是互联网平台行使经营自主权的表现,实则不然。如今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市场经营者,而是通过制定平台规则,实施管制措施,在线解决纠纷,行使“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等私权力的网络市场规制者,其与平台用户的关系亦不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然而,为了阻碍其他平台获得用户,一些互联网平台违背互联互通的价值追求,实施封禁行为,损害了其他平台和平台用户的合法权益,降低了用户的体验感,扰乱了健康有序地网络竞争秩序。可见,封禁行为应当借助反垄断法予以规制。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专项条款用于规制互联网平台的封禁行为,但是经过分析封禁行为的特点,会发现其与拒绝交易行为构成要件十分相似,因此可以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予以规制。但是,在具体应用时,原先界定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违法性等的方法无法完全与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相匹配,这给规制带来了难题。为此,本文借鉴德国和欧盟的有益做法,结合我国互联网平台特性,提出了规制封禁行为的一些建议。论文除导论外,主要由四章内容构成。第一章,从理论角度尝试阐述反垄断法规制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的一般问题。以“头腾大战”封禁战况为例,展开了封禁行为的概念,并探索了互联网平台实施封禁行为的动机。为了更进一步地解释封禁行为,本文对封禁行为进行了分类,并归纳了其主要特征。把握规制封禁行为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研究展开。本文从封禁行为的规制前提、规制目标、规制动因、规制原则等方面,厘清研究思路。第二章,具体分析了封禁行为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时的难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重要的两个步骤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和违法性认定。想要确定市场支配地位,首先需要界定相关市场。而目前传统的需求替代法和SSNIP测试法无法有效确定互联网平台实施竞争的相关市场。确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一般认定方法也难以适用,无论是市场份额推定法还是直接认定法都不能有效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封禁行为与拒绝交易行为相似,后者可以适用必要设施理论予以规制。但是,因为互联网平台的自身特性,适用必要设施理论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并且,现有的抗辩理由忽略了互联网技术创新以及经济效率等因素。第三章,研究了域外规制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思路。主要是以《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和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为分析对象。德国立法者在这次修订中,修改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增加了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新因素,并将数据访问列为必要设施;增加了禁止滥用显著跨市场影响力行为条款,力求通过新规则迎接数字时代的竞争和挑战。欧盟委员会颁布《数字市场法（草案）》,引入“守门人”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平台,施以“守门人”义务。第四章,结合我国互联网平台特性,借鉴域外规制经验,提出规制封禁行为的新路径。为了有效规制封禁行为,我国需要适用依法科学审慎基本规制思路,结合德国和欧盟的有益经验,通过优化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完善封禁行为违法性分析来更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以阻止互联网平台的无序扩张,保护互联网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市场的蓬勃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