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的“轮扁斫轮”这一寓言中，作者借轮扁之口指出：个体对“道”的体悟无法言说，因此“书”就沦为“糟魄”。历代注家和论者多认为此寓言探讨的是道言关系，没有注意到“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故事设定来说，轮扁不只是一个匠人，更是一个进谏者，他批判的不是普通的书，而是君王所读之书；轮扁对面的桓公，是主张“尊王攘夷”、位列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桓公读书于堂上”并非普通的日常情景，而是一起政治事件；记载“圣人之言”的“书”也绝非对文字的泛指，有其特定的指代对象。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书”都是与“言”截然不同之物。
　　作者对“书”的批判，根本上是一种政治批判。中国早期王室之中存留了大量作为统治之“器”的典籍书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室衰落、典籍四散，这些书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圣王之道的象征。人们将古书的地位抬高至“经”，对“经”的不同阐释又激起了是非之争。书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逐渐丧失了对“道”的承托功能。
　　《庄子》选择以“书写”来回应“书”的困境。作为一则技艺寓言，“轮扁斫轮”最大的贡献在于点明“书”与“技”的关系，这是轮扁身为匠人却能谈“书”的基本前提。语言本身是作为筌、蹄的“器”，书写则是使用语言之“技”。《庄子》关注的是如何打磨书写的技能，使人能够通过书写之“技”通达于“道”，在书写之中实现对“道”的归复。书写也成为《庄子》介入现实、反省历史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