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关于沦陷时期上海的《女声》杂志的研究。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学界对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心态和方式已经渐趋于冷静和客观，在厘清史实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本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沦陷区文化的个案研究。　　本论文认为《女声》杂志不仅是上海沦陷时期女性生活的一份珍贵的历史纪录，而且是了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不对等关系下矛盾交织的文化互动的特殊标本。　　本论文“引言”清理了《女声》的研究现状，确立了推进《女声》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第一章绪论构建了《女声》创刊的舆论氛围，凸显其多重的对比图景。为此，这一部分追述了近代中国的女性报刊小史，并在关注日本占领总的文化政策下探讨了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治下的文化结构和话语空间。第二章《女声》的风格和编辑策略，第三章《女声》的政治倾向，第四章主编田村俊子与《女声》，第五章关露的《女声》时代，第六章《女声》的言语空间，从杂志的编辑角度切入，采用文本分析和作品细读等深入文本研究的方法，涉及了杂志人员构成、栏目设定、作者群和编辑策略等方面的内容，力图全视角呈现出《女声》清晰图影。但是，本文希望通过自己的分析，避开类似一般新闻史著述的空洞结论。于是有了第七章“回到《女声》历史现场”，笔者将《女声》杂志与同期的《天地》杂志作出比较，通过信箱、戏剧等栏目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女声》所表现出的沦陷区话语空间的复杂性及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本土文化人及侵略国文化人之间的共同点和互动关系等问题。　　总之，《女声》是一本特殊的杂志.《女声》的创刊与发行，既表现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力图通过文化输入与文化构建（表现沦陷区人民的所谓“大东亚新生活”“日支亲善”和“日支提携”内容）来为其侵略战争的合法性寻找支点为徒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左翼作家《女声》主编田村俊子及中国左翼作家关露等，在共同的“新女性”思想的理念下，关注女性生活，传播先进文化提供了可资使用的平台。重要的是:通过《女声》杂志的研究，可能寻到即便在一个严酷时代，哪些东西仍是文化或女性中比较恒定而且美好的那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左翼作家关露和以丁景唐为主的中共地下党员们占领了《女声》阵地，宣扬了进步思想，延续了战前上海的新文化思潮，从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女声》的殖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