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是英国开始由惟利是图、效率至上的社会阶段向寻求社会和睦、兼顾社会公平的社会阶段转型的启动时期，同时也是英国自由主义新旧体系交替的转轨时期。这正是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的执政时期，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教育、军事和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适时地呼应了思想领域的这一重大变化。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英国历史上也始终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并为后来其他学者对这一时期英国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外学者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重视对包含格莱斯顿政府时期在内的自由党处于鼎盛时期的研究，而国内对英国自由主义和自由党的研究仍多数停留在对其衰落阶段的研究领域中，并没有对此阶段展开充分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的改革为切入点来阐释这一时期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途径和它传播过程中的变异。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作为社会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强调社会“秩序”转变为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促成这一时期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变革的思想动因，而实现转变的现实政治动力则在于适应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之后的“民主”要求。变革成败的关键既在于社会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也在于政治平衡的技巧。 本文具体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17、18世纪和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状况，并且对19世纪中期拥护自由党的社会成分进行了分析。我认为，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政府的功能基本限定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范畴内，而到19世纪中期，无论是当时有社会影响的思想家如边沁和约翰·密尔还是政治家如科布登与格莱斯顿，其思想认识虽然主要停留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政府范畴，但他们的思想理念中已经包含了属于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促进社会“进步”政府的成分。正是在这种新的思想理念指导下，自由党才获得了全民党的优势地位：从地域来看它涵盖了英国的四大地区；从政治角度讲，支持民主化和力行改革使它获得了英国社会上下阶层的普遍欢迎；从宗教政策上来说它已经具有超教派的性质。同时，自由党在1868年大选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赢得了非国教徒和有组织的广大工人的支持。 第二部分，论述了在古典“秩序”政府思想影响下的政府改革。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要求的“秩序”政府必须是廉价和高效的，这就决定了格莱斯顿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