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秘书，尤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在国外理论界向来被当作为公司的“对外发言人”；公司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定联系人”：公司与新闻媒体沟通的“窗口”；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协调人”。董事会秘书还是公司资本运作时的参与者，在公司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国目前，无论是境外上市公司还是境内上市公司，都设立了董事会秘书一职。但是，董事会秘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制度移植是一项系统工程，董事会秘书制度在我国引进的时间不长，对于我国应如何建立健全董事会秘书制度，目前仍处于摸索和发展阶段；业已建立的董事会秘书制度与国外传统意义上规范的董事会秘书制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异，未能正常发挥推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持续发展的作用。董事会秘书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的公司秘书制度，因此，要深入研究董事会秘书制度，就必须全面把握公司秘书制度的起源、发展、制度体系以及内在的价值基础。公司秘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所特有的制度，最早发源于英国。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公司秘书经历了由普通的公司文员发展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的独特的关于法律地位、职权、任免、义务与责任的制度体系。目前，不仅英美法系国家广泛确立公司秘书为公司法定机关，而且大陆法系国家也展开了对公司秘书制度的移植。公司秘书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英美法系国家发展繁荣，而且开始引起大陆法系国家的注意，就在于公司秘书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意义。公司治理历来是公司法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公司秘书制度在公司中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使公司运作更加规范、更有效率，而且对于实现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化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公司的高效、安全运转和其经济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价值。董事会秘书制度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我国确立以来，经历了从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到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再到境内上市内资股的公司先后引进的一个渐进发展过程。我国移植公司秘书制度并非出于主动，而是由于我国公司境外上市必须按照外国公司法律的规定设立公司秘书。同时，由于公司制度的内在效率与安全的价值，以及我国公司法固有的缺陷，使得董事会秘书一职的设立尤为必要。目前，我国董事会秘书职业群体已经初步形成并不断壮大，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稳定性的职业化人群。我国的董事会秘书制度已形成体系并逐步完善，但是，其只适用于上市公司范围内，具有法律渊源庞杂、价值取向上偏向于安全的特点，目前我国对于董事会秘书的规定大部分是为方便政府监管而从证券法的角度出发，而忽视了董事会秘书在公司内部的基本的效率价值。制度上的缺陷使得董事会秘书职业群体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主要有法律地位不明、权力与职责不对称、面临巨大职业风险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董事会秘书的重要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因而应全面考察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发展历史，认识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的缺陷，从宏观调整和微观规定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董事会秘书制度。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首先对董事会秘书的概念做一个界定，并对董事会秘书与其他相关易混淆概念进行了比较。第二部分系统地分析了英美法系公司的秘书制度，回顾了公司秘书在英国经历的从公司普通文员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历史，以及美国、香港从无到有，从初步引入到系统完善的过程，介绍了英国、美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公司秘书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地位、任职资格、法律责任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公司秘书制度的法理价值及制度基础，探讨公司秘书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公司秘书发展的一些规律，为完善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体系提供依据。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移植公司秘书以及构建董事会秘书制度的过程，分析了我国移植公司秘书制度的深层次原因，移植的可能性，以及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完善的构建过程。第四部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我国董事会秘书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董事会秘书制度上的缺陷导致董事会秘书法律地位的尴尬；董事会秘书制度对董事会秘书权利与责任规定的失衡导致董事会秘书的职业困境；董事会秘书制度偏重于董事会秘书的效率价值，导致其效率与安全价值都没有得到有效实现。第五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笔者对完善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议，分为宏观规定和具体规定两个部分。在宏观规定上，主要从统一董事会秘书制度的法律渊源、扩大董事会秘书制度的适用范围、调整董事会秘书制度的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在具体的制度规定上，笔者有四条建议：改进我国董事会秘书的任免制度、适当的扩大董事会秘书职权范围、由专职人员担任董事会秘书、增加董事会秘书的效率性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