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引领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然而,由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企业需要对外披露创新研发的相关信息,这可能使企业面临知识产权相关风险,所以大部分企业不愿披露相关信息。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披露假说,企业可能会对信息披露模糊化处理,以减小风险。由于我国对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管主要集中在数字信息披露,而没有重视文本信息披露,管理者可能加强了对文本信息的操纵,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创新对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使用了2007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数据与其他财务数据,考虑到衡量文本信息披露的常用指标是年报可读性,所以本文将计算MD＆A部分的可读性指标。之前学者对可读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词的复杂度,没有考虑到字词顺序和句子结构对可读性的影响,所以本文借助文本处理技术,计算得到平均依存距离、句法树高度和句子生成概率三个指标衡量句子层面的年报可读性。企业创新则使用专利申请数量表示,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创新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探究企业是否会因为规避风险而模糊文本信息的披露,同时,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研究不同产权性质和面临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对待模糊信息披露的策略是否相同。之后,探究企业盈利能力是否是企业创新对年报可读性影响的中介变量,以及企业管理者操纵年报可读性的动机是否是为了获得超额收益,最后,分析了企业创新对年报可读性的持续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年报可读性越低;（2）在面临融资约束时,企业会放松对文本信息的操纵;（3）非国有企业创新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企业;（4）企业盈利能力会削弱创新行为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5）管理者操纵文本信息确实可以给自身带来超额收益;（6）企业创新对年报可读性的影响有持续性。对此,本文建议:规范企业文本信息披露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消除管理者顾虑;企业需要注重文本披露信息的清晰易懂,向投资者传递积极的信号;投资者需要特别注意较难理解的文本披露信息,可以将财务数据与文本信息相互佐证,降低误判的可能。